实录 | 王辉耀答德媒问：从气候政策到国际风云，中国如何展现担当？
CCG | 2024年11月28日
2024年11月8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德国一台驻华记者Marie von Mallinckrodt采访，就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美关系前景等当前热点话题进行交流。
以下为问答全文：
记者：我关于气候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总和的两倍，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远超其他国家？
王辉耀：这个问题涉及多个方面。首先，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之一，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其次，习近平主席自上任以来，多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此外，国际社会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共识日益增强，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上的讨论，以及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绿色议程上的推动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绿色议程上的逐步重视和积极投入。
我记得二十年前，北京的空气污染极为严重，烟雾笼罩，天气和空气质量都非常糟糕。当时，美国大使馆在屋顶上安装了PM 2.5的监测设备，并每日公布检测数据。这一做法曾引起地方政府的不满，但随后中方认识到，北京市民对清新空气和良好环境也有着迫切需求，因而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一旦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成共识，并认识到其重要性，便迅速付诸行动，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清洁的环境不仅有利于生态保护，也能提升生产力。因此，中国绿色环境的改变十分迅速。
政策调整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例如，积极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在北京，购买传统燃油车需要面对诸多限制，而购买电动汽车则享有放宽限制优惠。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今，全球道路上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都在中国。
针对北京过去十年严重空气污染的原因，研究表明，雾霾天气中约60%源自汽车尾气排放。这一发现促使了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调整。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正确的政策引导、国际共识的达成、有效的监测机制，以及生产力的推动，尤其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得中国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
记者：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例如太阳能产业，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决定对这一产业给予支持，而这一决策早在十多年前便已做出。那么，在当前阶段，国家补贴在中国太阳能产业中依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王辉耀：实际上，我认为当前的补贴力度已经非常有限，甚至许多行业根本没有补贴，因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例如，中国曾经拥有近500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而如今仅剩不足100家。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历程也类似。以无锡尚德为例，这曾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公司之一，如今宣告破产，基本上也是因为没有补贴。因此，我认为，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首先是通过激烈竞争而实现的。
其次，太阳能电池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此外，国家政策也在鼓励太阳能的推广。例如，政府为许多私营企业提供免费使用荒地或山区安装太阳能板的权利，这直接促进了太阳能发电厂的建设。以新疆为例，其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场。总体来看，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补贴的影响微乎其微。
当然，在太阳能产业初期，由于技术尚未普及、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市场需求也未完全建立，国家通过补贴鼓励人们使用和购买相关产品，这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逐步成熟、产品供给日益丰富，补贴的重要性便显著降低。我在两年前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当时，一位来自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对我说：“如果中国能够生产如此高质量且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不让中国提供更多呢？这对全世界而言，无疑是件好事。”
因此，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当前，全球确实需要更多技术产品来应对气候变化，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否则，就像西班牙近期的洪水泛滥引发200多人死亡情况一样，去年创纪录的高温引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气候问题已成为日益严重的威胁。
然而，目前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技术和产品储备仍显不足。因此，我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已尽了最大努力，为全球应对这一共同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或许我的意思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某些特定行业（如太阳能）仍在加大投资，并提供更多补贴。那么，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做法为何是合理且必要的呢？
王辉耀：不，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仍对太阳能行业提供大量补贴。九月份，我们在瑞士日内瓦WTO总部举办题为“利用中国绿色转型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视角、机遇与挑战”的研讨会，聚焦贸易政策与气候变化应对以及中国在该领域的积极贡献。我邀请了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肯尼亚前外长阿明娜·穆罕默德，欧盟知名气候政策专家埃尔维蕾·法布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专门参与讨论这一话题。
在我看来，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或许在初期发展阶段确实得到了政府的一定支持。然而，随着市场的成熟和竞争的加剧，政府通常会逐步停止补贴。如今，行业的成功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勤奋工作、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以及巨大的运用场景。例如，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0万个太阳能电池板，而中国的供应商可以提供不同的价格区间，这种规模效应使得产品成本进一步降低。
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商能够凭借竞争力、质量改进、成本控制和创新优势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同时，这种竞争环境还得益于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强大支撑。其次，中国企业在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使他们能够生产更多具有创新性和更高效的产品。这也正是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优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记者：因此，中国实际上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气候目标。然而，根据去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的煤炭行业依然存在大规模投资，且这一规模仍在持续扩大。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王辉耀：我知道，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正逐步放弃使用煤炭。然而，在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下，欧洲各国的煤炭消费也在恢复甚至迅速增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从化石能源向绿色能源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阶段，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实际上，中国的转型速度已经非常之快。截至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已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50%以上。其中，水力发电约占30%，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总共也约占20%。由此可见，中国确实在朝绿色能源方向稳步发展。
过去，人们对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抱有疑虑。但如今，这种疑虑已被打消。我在访问多个国家并与各方交流时，常听到这样的反馈：“抱歉，辉耀，我曾经认为中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现在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到。”
作为全球制造业的引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超过30%，因此对能源的需求依然巨大。在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过程中，中国并未完全依赖某一种能源，而是采取多元化的能源结构。此外，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非常明确的政策，例如明确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政策适用于所有海外援助项目、“一带一路”项目以及亚投行项目，确保不再使用煤炭作为能源来源。
这些举措表明，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迈向绿色能源转型。从化石能源到绿色能源的过渡需要时间，但中国的努力和成效无疑令人瞩目。
记者：另一个话题可能会引发广泛讨论，那就是气候行动基金。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一个争议性议题，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我想指出，欧洲确实在不断敦促并要求中国为气候行动基金提供捐助。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又为何这一问题如此复杂且难以解决？
王辉耀：我对具体细节了解有限，但我的总体印象是，中国确实在尽最大努力推进相关工作。中国能够提供价格更低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设备，这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机遇。通过投资或提供更优惠的融资支持，使这些产品能够在更多国家推广应用，也是一种积极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一位德国朋友曾对我提到，如果中国能够提供廉价的产品，即便这些产品背后有补贴，那时中国对世界多贡献，他们也愿意购买，因为这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并不介意中国提供高质量且低成本的产品。
因此，中国可能无法通过直接资助的方式提供大量现金支持。然而，如果人们发现中国的产品价格低廉且易于获取，买家对此同样持欢迎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单靠气候行动基金的支持可能仍显不足。如果资金只能用来购买昂贵的气候应对设备，而中国却能够提供价格实惠的替代品，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在通过产品直接为气候行动基金做出贡献。这种形式的支持同样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
记者：是的，所以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会说：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王辉耀：不，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这只是我个人对气候行动基金的一些理解。可以说，我们所有国家仍然在共同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包括欧盟、美国以及海湾国家。我们需要全球的通力合作来应对气候挑战。
至于美国的行动方向，目前尚不明朗。在特朗普新的执政期间是否会建立气候对话机制，或者是否会像拜登政府那样设立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像约翰·克里，这些未来的政策动向仍难以预测。
我认为，全球气候资助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如中国、美国和欧盟（G3）——之间的合作程度。我甚至有一个建议：为什么不让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国家联合起来，成立“G10气候峰会”？这些国家可以共同努力，专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
不过，目前已经有了COP28这样的机制，其规模非常庞大，会议持续近一个月，有大约10万人参与。这种大规模的会议在普及气候行动理念和建立全球共识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可能需要探索更高效、更专注的合作形式来应对气候挑战。
我们还需要国家元首级别的峰会，加大在气候特使或部长级别上沟通，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难题。我不认为中国会缺乏积极性，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谈判。有时我们会发现，由于美国或欧盟的制裁、关税等原因，这些努力可能会产生反效果。然而，在这一阶段，不能单方面施加压力，不能让各方的要求失衡。如果希望进行合作，就应该以更加友善的方式与中国沟通，而不是不断批评中国，并同时要求其做出贡献。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动机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期望行事，但中国依然愿意做出贡献。我认为，中国有很大的动力，不仅为了国际合作，也为了自身发展。
记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让我们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对气候政策的实际影响。我不确定您是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鉴于欧盟和美国的关税举措，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出口可再生能源产品方面，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相关技术领域，实际上更多地向全球市场拓展？
王辉耀：毫无疑问。我认为，首先，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设置关税壁垒并不是明智之举。无论是太阳能、电动汽车、风能还是电池等技术，这些关税壁垒都严重限制了产品的流通。零关税、取消壁垒才是关键。其次，纵使设置障碍，甚至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仍会积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尽其所能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金砖国家成员数量翻了一番。现在，又有30多个国家排队申请加入金砖国家。这一趋势的背后，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的绿色革命及其推动的重大变革中受益，并获得中国的支持。因此，中国始终以全球视野统筹资源，并以实际行动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他将如何与中国在气候政策上的盟友展开合作？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他将实施何种政策，但可以推测出一些可能的方向。在您看来，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否会对全球气候政策产生影响，并改变中国对于气候政策盟友选择的态度？
王辉耀：特朗普当选总统已成定局，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从他以往的记录来看，他曾退出《巴黎协定》，并对气候变化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因此，可以看出他过去的政策倾向。然而，现在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他在气候领域采取的行动。这不仅仅是理论，而是现实。美国本土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极端天气事件，其造成的破坏是非常真实且深远的。因此，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这一领域有所改变。他的第二个任期或许不会像第一个任期那样极端。他曾试图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来吸引广泛关注，这些举措更多是为了博得眼球。现在他变得更加务实和成熟。我认为，他可能会选择继续将气候议题作为关注重点。
此外，欧盟在气候领域无疑是领导者和先行者。《巴黎协定》正是在法国讨论并最终达成的，欧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也参与其中，做出了明确承诺。如果中国与欧盟能够联手合作，加上我此前提到的“G10”机制框架，让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国家联合起来，那么这些联合行动可能促使美国跟进。这也是为什么金砖国家以及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日本等）能够对美国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我并不认为前景是悲观的，我依然相信美国有可能参与进来，与其他国家一道开展合作。毕竟，美国也展现出了其全球领导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让中美对抗，不如推动双方携手合作，像两头拉同一辆战车的大象一样。如果中国和欧盟能够共同努力，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动美国在相关领域做出更多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选举结束后，我们将看到更多三边互动，而不是两极化。在拜登执政时期，世界呈现出两极化局面，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欧盟则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且通常追随美国的步伐。然而，如今欧盟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的回归，因此局势似乎演变为《三国演义》式的三足鼎立格局。我们将看到中美欧三方之间出现更多健康的竞争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可能在调解中美关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记者：所以你认为特朗普可能会让中国和欧盟走得更近？
王辉耀：我认为确实如此。正如马克龙总统所言，欧盟应当更加独立，而非依赖美国的保护。美国将改革北约，而特朗普总统显然不想承担所有的费用和相关开支。要记住，这是一位以商业为导向的总统，他对一切都精打细算，关注美国是赢还是输。如果他的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他很可能会通过精密的计算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种背景下，欧盟的独立性能够让其在中美之间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充分利用两方的优势，甚至在某些领域扮演更具领导力的角色。
记者：目前，我们已经提前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涵盖了关税问题。特朗普称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60%关税，那么，中国政府如何为应对如此规模的潜在关税做好准备呢？
王辉耀：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有时言辞夸张、态度强硬，但他是否会真正付诸实施，仍需观察。我记得他在竞选演说中曾表示，将通过征收新关税来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并出口到美国。然而，他同时表示欢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直接在美国投资。因此，一种积极的局面是，中国企业实际上愿意在美国开展投资，只是当前的环境较为消极。如果这种环境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得以改善，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案例。例如，福耀玻璃已经成功在美国设厂并扎根发展，宁德时代也正在与美国企业洽谈投资事宜，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成功案例。这也是美国在解决与日本的贸易问题时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通过在美国的大量投资扭转了局面。中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采取类似策略。
我认为，特朗普可能将提高关税作为一种策略性手段，旨在推动中国增加对美投资，而中国确实具备这种能力。特朗普希望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而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助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初期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记者：因此，您认为实际上仍然存在广泛的讨论空间。如果以关税为例，特朗普是否可能将关税作为一个谈判筹码，用以探讨中国在调解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辉耀：几天前，我撰文分析了相关内容。首先，我预测特朗普将赢得选举。其次，我提到，特朗普多次自称“和平总统”。他宣称，若他执政，自己能够在上任前，甚至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如果他真有意实现这一目标，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中国可以在其中提供重要协助。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以及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拥有独特的优势。中国曾主办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因此，若特朗普希望解决俄乌和中东的危机，中国的参与无疑能够提供重要支持。
此外，中国在特朗普任内也曾在其他关键议题上予以支持。例如，在朝鲜问题上，对于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得到了中方的和支持。这表明，中美在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上具有合作的可能性。我甚至认为，中国不仅能够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和平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在朝鲜问题上也大有可为。回顾七十多年前，《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涉及中国、美国、朝鲜和韩国四方。如果特朗普继续与中国合作，那么1953年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 能否有望升级为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四方会谈，目标是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此外，中国还成功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这对美国来说同样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也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中美在解决全球和平问题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记者：我的意思是，考虑到当前的局势，特别是乌克兰的情况，我注意到中国已表明有意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将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行动，以在该地区产生实质性影响呢？
王辉耀：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关于特朗普“和平方案”的讨论，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乌克兰20年之内不得加入北约，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提议。其次，按照实际的停火线，俄乌双方脱离军事接触，形成800英里的非军事区。此外，他还建议在冲突地区（如顿巴斯）部署多国部队。实际上中国可能也可以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参与，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一多边机制可以结合欧洲国家、中国等多方力量，共同维持和平，分隔俄罗斯和乌克兰。类似的模式同样适用于加沙、黎巴嫩等地。在特朗普提出的这些计划中，中国完全可以积极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推动方案的实际落地。
此外，中国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可以推动和平进程。作为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可以为和平方案提供独特的支持。如果乌克兰希望重建其高速铁路、5G网络、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中国无疑是最具优势的合作伙伴。因此，中国在落实这一和平方案方面拥有广阔的潜力和空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实现。
记者：我们即将迎来一系列重要活动的高潮，接下来还有许多关键事项需要关注。我认为，各种不同的国际机制在当前形势下已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现在，习近平主席正在访问南美，并将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先后出席APEC会议、G20峰会，随后还将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我的问题是，当前全球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和机制，而中国要么是这些机制的创始成员，要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三大全球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为何仍然对G20保持浓厚兴趣？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这也是我们智库被命名为“全球化智库”的原因。然而，当今世界正日益呈现意识形态分裂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尤其在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安全化倾向明显过度，军事联盟及相关事务受到过度关注。例如，北约持续扩张，随后是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该联盟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四方安全会谈（QUAD）之后，又计划在南太平洋地区开展核潜艇合作，这在以往从未有过。此外，美国、日本和韩国还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安全联盟的频繁扩张已成为当前国际局势的重要特征。
中国始终秉持一贯立场，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倡议已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目前，中国仍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不久前，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圆满闭幕，50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一堂。此外，中国还主办了中国—中亚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以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不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进一步得以巩固和发展。
G20最初是围绕经济问题而设立的，起源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与G7不同，后者经常发表政治声明。近年来，G20也逐渐呈现出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掺杂了诸多意识形态议题。然而，中国并未选择另起炉灶，而是希望维护G20专注于经济议题的初衷。亚太经合组织（APEC）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近年来其影响力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印太”概念逐渐兴起，但更多聚焦于安全领域。相比之下，中国更倾向于参与和推动经济合作。中国已加入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当前RCEP区域的开放与发展势头良好。同时，中国也积极寻求加入CPTPP，这是当初美国退出TPP之后所形成的，而日本尚未就中国的加入达成一致。因此，中国更希望在G20框架下发挥作用，推动经济议题的讨论，而非政治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当时美国希望中国通过刺激国内经济助力全球复苏。中国推出了总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未采取人民币贬值措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为美国及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认为，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任，应当将注意力重新放回经济议题，而非推动各国将军费预算提升至GDP的3%或4%。这种做法不仅挤压民生资源，还使全球局势更加艰难。经济议题的回归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对特朗普总统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商人，他更倾向于理性利用资源，而非将其耗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因此，我们应当聚焦于商业与经济，期待G20能够回归其初衷，专注于经济议题及切实需求。
记者：您刚才的观点非常有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特朗普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更支持与中国利益一致的立场，例如在全球组织中倡导更趋同的思维方式？
王辉耀：不，我的意思是，特朗普总统更加务实，他喜欢做生意。如果生意做得不顺利，他可能会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措施，将关税作为争取商业利益的工具，这并无不可。中国并不排斥与美国开展商业合作，双方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正因如此，中美双方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该协议未能如预期顺利推进。但我们仍可继续探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协议。总之，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关税、补贴、产能过剩等技术性和经济性问题上，而不是简单地将世界分为“专制”或“民主”阵营，或者以价值观对立为导向。务实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中国从不畏惧谈判。这正是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曲折的谈判历程后，最终成为WTO成员的原因。中国也愿通过类似渠道积极探讨加入CPTPP。让我们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国还希望重启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并推动解除相关制裁。然而，目前欧盟的进展缓慢，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宣称所谓“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举动无疑是错误的。我认为，更务实、更注重商业合作的方式是当前亟需的。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重新带回这种务实作风，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中国一贯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
记者：关于G20的部分，我理解的意思是，您认为G20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组织。因此，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其他替代性的论坛？
王辉耀：中国并非意在构建替代性的组织，而是始终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中国从中受益良多。因此，中国积极加入RCEP，甚至希望加入由美国主导设计的CPTPP。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例如，在北约的声明中，中国屡被提及；每年的G7声明中，中国常被视为“竞争对手”；如今，G20的声明有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偏离了以经济议题为核心的初衷。
我并不是说中国希望另起炉灶或走不同的道路。相反，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WTO、WHO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参与这些多边事务，而非退出后将责任完全留给中欧双方。同时，中欧之间也需避免内部分裂，携手共同为多边主义努力。
多边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真正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正如我所提到的，这是一个三边关系的框架。如果中欧能够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将形成强大的多数派，能够有效限制美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如果中欧无法合作，仅由中国单方面推动多边合作，则可能失去动力和势头，甚至可能引发潜在危机，最终导致极其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我的看法。
记者：我明白了。G20仍然很重要，只是对于能从中获得的预期成果，某些方面显得有些犹豫，对吗？
王辉耀：我认为G20的组成非常出色，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它涵盖了约10个全球南方国家和10个西方国家。我们应当携手合作，避免过度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应将重点放在具体的经济事务上。就像2008年时那样，中国与美国应共同推出类似的经济刺激计划，欧盟也应采取相应措施以拯救全球经济。这些才是亟需关注的事务，而非一味讨论“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如果中国的体制真如某些人所言那样糟糕，怎么可能让8亿人摆脱贫困，或让如今北京的环境更加清洁呢？中国的成功必然有其原因，不可能说“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所以它做得更好”，事实上，专制体制并不会这样运作。每种体制都有其优劣之处。我认为，我们应当采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记者：最后我还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看待APEC的？
王辉耀：APEC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机制，已有3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相当长久。APEC最初主要由美国推动，而中国从中受益良多。记得大约20多年前，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人才大会，这也得益于APEC的支持和经费资助。APEC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这与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以及APEC商务旅行卡的推出非常相关。持有APEC商务旅行卡的人士，可以免签证访问近20个APEC经济体，这些措施为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亚太”概念转向“印太”概念，导致APEC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我认为APEC如今的凝聚力和关注度已不及以往。记得某一年，特朗普总统甚至缺席了一次在太平洋岛国举办的APEC峰会。但事实上，APEC的成熟度远高于G20，其历史更为悠久，制定了许多规则和决议，并发布了很多声明。
APEC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好的构想——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一构想最初由美国提出，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提议。然而，近年来美国似乎已不再关注这一议题，而中国仍然积极推动，这充分显示了其重要性。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倡议来推动亚太地区的深度合作。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RCEP，美国还有另一个协议TPP，后来演变为CPTPP，而中国仍然希望加入其中。我认为，亚太地区各国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合作条件，并拥有成熟且完善的合作机制。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APEC始终处理得非常妥当。台湾地区领导人每年都会参与会议，从未出现有关“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争议。APEC的所有主权成员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香港也派有代表参与。
我认为，APEC应重拾其经济合作的核心定位，通过这一平台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通过APEC，中国和美国完全可以实现更多协作。同时，可以考虑邀请印度加入APEC，甚至探讨将“印太”战略与APEC相结合，这或许将带来更广泛的合作前景。我坚信，通过这一机制能够实现诸多有益的目标。APEC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中国始终是这一机制的坚定支持者。
记者：我还有一个关于补贴的问题。有研究表明，许多太阳能企业负债累累，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可能多达80%的企业将面临破产。在推动和促进太阳能产业发展方面，政府有多大的功劳？此外，这种干预对更广泛经济领域的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它已成功度过了早期的艰难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太阳能面板生产商之间竞争激烈，甚至一些企业因竞争加剧而倒闭。如我所提到的，如果没有政府的救助或补贴，这些企业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困境，而政府的适时干预在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如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太阳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广泛的市场需求以及国家层面推动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中央政府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和企业减少碳排放，减少化石燃料和煤电的使用，这直接带动了对太阳能面板的巨大需求。同时，国际市场对太阳能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因此，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仍依赖政府补贴。事实上，这些补贴已在逐步退出。目前，这一产业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的经济优势以及全球市场的广泛需求。至于某些国家对中国过去补贴政策的质疑，我认为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并非通过补贴长期支撑这一产业，而是通过高效生产出价格低廉的太阳能面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成就尤其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且值得肯定。
记者：这正是我对您第一个回答的理解。您是否认为，与往年相比，已经支付或正在支付的补贴金额几乎微不足道了？
王辉耀：首先，您刚才提到中国政府仍然为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我无法确认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也不清楚相关数字的具体来源，尚未见到明确的证据表明政府确实支付了这些费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市场初期阶段，政府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这是因为当时市场尚未完全成熟，消费者需求尚未形成。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扶持这种新兴且具有创新性的朝阳产业，这种做法在所有经济体中都十分常见。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城区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已有10座。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正如我提到的，太阳能产业内竞争异常激烈，这不仅推动了技术的持续升级，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并通过广阔的市场规模有效地将这些技术转化为实际应用。
同时，中国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在中国餐厅用餐的费用远低于柏林或纽约的水平。无论是工资成本还是其他生产费用，中国都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因此，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因为国内的原材料供应充足且成本较低。可以说，中国太阳能产业的成功并非单纯依赖政府补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市场需求以及成本优势。
记者：非常感谢，非常有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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