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全球化逆流而上正蜕变 | 环球
环球 | 2024年8月8日
“中国既能连接发展中国家，又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发达国家资本和产业能力，可以连接多极世界中的几大板块，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引领作用。”
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科技发展影响多面、“极右翼之风”席卷多地……诸多因素叠加之下，全球化逆流或逆全球化力量乘势而兴，给全球化进程带来更多维度的困扰。与此同时，全球化本身也在逆境中不断蜕变，与时俱进，在人类携手向前的主干道上不断呈现出新的活力和色彩，以中国为主要引领力量的新型全球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受益者和贡献者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相联系，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对话世界》《命运与共》图书发布会暨CCG中国与全球化研讨会成功举办
这位聚焦全球化研究的学者，近日推出新作——《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命运与共：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来》。面对当今时代的全球化逻辑、变局与出路等问题，他有着怎样更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全球化趋向复杂
《环球》杂志：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和全球化有关联的名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慢全球化”“再全球化”等，说明了什么？如何更好更全面地认知“全球化”这一概念？主要分歧有哪些？
王辉耀：近年来，各种关于全球化的新名词新现象出现，说明全球化发展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前，全球化发展处于一个复杂动荡的转型期，既往矛盾激化，多方力量博弈，逆全球化潮流广泛出现，传统上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减退，而新的推动力、新的发展形态在萌发酝酿中。
实际上，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交融过程。从经济视角看，全球化意味着资本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也被归结为市场的发展。综合来看可以认为，全球化意味着由人、企业、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维度行为体构成的人类社会在知识与技术发展的推动下，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移民、全球治理等多元表现形式，所形成的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现象与秩序。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和科技进步的结果，最终要符合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发展利益要求，不会轻易逆转。许多美西方反全球化人士真正害怕的是全球化导致的本国本地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下降、贫富差距拉大，以及随之产生的国际秩序、生存环境以及文化交往上出现的不利影响等。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美西方国内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崛起，而中国却成为“替罪羊”。
人员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态势愈加明显。然而，近年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愈加显得力不从心，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又尚未形成。总体而言，西方国家仍处在较高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弱势地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然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旧有全球化规则越来越不适应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等，更是加速了国际格局演进趋势及国际战略力量分化组合。
大趋势难以逆转
《环球》杂志：全球化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今全球化呈现何特点？有哪些关键词？
王辉耀：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进入以人员、货物、资本、信息等要素全球性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500多年来，人类技术进步所催生的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使全球化发展形态和速率出现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是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期。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两个阵营被打破为统一世界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但繁荣发展与不平等是既往全球化发展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市场奉为圭臬，极大便利也放任了资本在全球摄取利益，同时弱化了国家及政府管控并平衡经济社会的作用。
由此，市场原教旨主义（核心观点是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推动下的经济一体化对福利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迫，无论是福利体系完备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从资源全球性流动中充分获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部分国家国内工作岗位流失，激发了这些国家的蓝领群体及收入减少的中产阶层的反对，多国为刺激经济回暖纷纷推行多样化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也使全球化发展出现倒退。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被一些人称为“慢全球化”的时代。在慢全球化时期，贸易的增长速度与世界产出大致相符，而跨境投资与世界产出之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使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和安全体系面临重置，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遭受重创。世界经济因此雪上加霜，众多发展中国家因能源及粮食价格上涨而受到影响。新冠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影响之下，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技术发展必然趋势或许不会就此停摆，但全球化发展形态和方向正在出现新变化。
与此同时，“超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尽管面临经济调整成本和大国紧张关系的压力，全球化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大。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希望控制潜在风险，而不希望贸易、金融或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走向崩溃。尽管西方企业近年越来越重视政治风险，并寻求多样化供应链来对冲，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问题在于能否建立一个信任与合作的框架，为此各方必须努力管控分歧，达成合作。
当前，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落，西方所谓“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但在新的秩序尚未全面建立起来之前，我们所面对的或将是一个更加分裂动荡且不断分化的世界。
中国成为“反哺者”和“引领者”
《环球》杂志：在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层面，中国的优势和贡献主要有哪些？挑战主要有哪些？
王辉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年历程。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推动着全球化进程。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时，中国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提倡多边主义，维护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公平。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受到多方肯定和欢迎。
“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领域的投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通过引进外资、培育本土企业和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上经验均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范围更广的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正在努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反哺者”。中国是“南方国家”的一员，但部分沿海地区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既能连接发展中国家，又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发达国家资本和产业能力，可以连接多极世界中的几大板块，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引领作用。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如何继续推动全球化，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为进一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我们需要与美国和欧盟以及其他“南方国家”达成一致，找到多极和平相处的模式。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已经让世界走出了通向两极世界的轨道，我们要避免形成两大阵营。
当前，中国已然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业态持续涌现，重塑着原有的商业秩序。但是它们缺乏一套治理体系，例如数字经济、碳排放、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些前沿议题，包括太空治理等。这些缺乏国际制度和国际协调的领域，均可以成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对话探讨的主题。
《环球》杂志：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和美西方引领的全球化，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王辉耀：在过去30多年全球化高歌猛进时期，普遍性的繁荣发展掩盖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世界经济放缓时便凸显出来。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国际社会提供理念性、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普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
与美西方引领全球化下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不同，中国不寻求在推动全球化发展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是致力于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由此形成的国际格局将是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更深层次而言，二者在“道”的层面，在本质层面存在不同。中国行动的逻辑不是追寻所谓资本利益最大化，而是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坚持发展优先”“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理解和推动的全球化的本质是要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计利当计天下利”“立己达人，兼济天下”，阐释了中国对于全球化下义利观的价值抉择。这些，最终体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价值遵循。
中国的杂交水稻帮助马达加斯加人民逐步摆脱饥饿，也让世界相信饥饿终将被消除。作为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是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将中国高质量发展成果与印尼高质量发展愿景紧密相连，为沿线城市和民众带来加速奔向美好生活的新机遇。通车后，雅加达与万隆两城间旅行时间由之前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多分钟，这意味着会有更多人来万隆工作生活，带来更多经济活动，这将以可持续的方式惠及下一代。
多维度全球化协力向前
《环球》杂志：如何理解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把握有关问题？
王辉耀：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是多面的，有相互促进的，也有相互抵触的。在全球化遇到大的阻力时，区域化往往会发展出更多形态。区域化实际上是一种局部的全球化，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区域特点，涉及不同地缘博弈等。
当前，世界可以说正在变得更加区域化，美西方在与其认为是潜在敌人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更加疑虑重重。美国正变得以联盟为导向，不是以全球化为导向，或者也可以说是以西方联盟为导向。美国正在分裂世界，但不是把世界分裂成各个国家，而是分裂成各个联盟体系。中国需要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和欧洲在很多领域存在共识，比如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数字经济等。欧洲可能在军事上没有那么强大，但在经济、软实力、文化影响上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很多国际组织都分布在欧洲。当前，中国与包括法国在内多个国家建立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未来中欧甚至中美欧也可考虑在非洲等地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非洲的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南南合作的新方向。
《环球》杂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层面的全球化，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王辉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层面的全球化既有其特定表现，也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比如，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等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兴起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科技层面，主要是指全球化发展下科技成果和创新的全球传播和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科研合作的加强以及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
尽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层面的全球化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很多时候也存在交叠，就像很多议题一样，关涉人类活动多个领域。如今，经过多方位、多层次的全球化发展，全球融合的态势非常明显，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再相互割裂，而是互融互通。每个国家在各个层面互相影响，共同进步。
逆境与反思中破茧再出发
《环球》杂志：所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历史不同阶段都有出现，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
王辉耀：从历史视角来看，资本全球性逐利而栖之下，发展失衡问题已成为全球化危机的一个显性症状，繁荣与不平等成为既往全球化的一体两面。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鼓励的自由竞争无法自行解决国家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且容易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也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多次发生内部社会动荡乃至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
早在20世纪40年代，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文明，匈牙利裔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就提出了“双向运动”学说，从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钟摆式拉锯对20世纪出现的“大转型”作出解释。在他看来，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制度，它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嵌入”的双向运动。当经济全球化扩张到特定程度时，必然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因此，很多美西方产生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实际上是美西方在全球化发展之下治理危机的反映。当资本自由扩张导致的社会矛盾、国家间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涌现会迫使并推动政府完善相关治理、增进民众福祉、缓解资本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而当矛盾不可调和，便可能爆发分裂甚至战争，打破既有规则及桎梏，重新进行利益分配，构建新的秩序与规则，并推动新一轮的发展与繁荣。过往全球化本身存在悖论，“反全球化”等声浪害怕看到自身不再成为话语中心、利益受损等，找寻替罪羊，比如喊出“去中国化”等声音，本身就是霸权心态的反映，自相矛盾。
《环球》杂志：全球化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演进？未来全球化趋势有哪几种？
王辉耀：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但总体来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助推器。长远来看，人类实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性飞跃，全球化无疑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使得信息更加透明，社会更加开放。当前，以数字技术发展为引领的数字全球化和数字文明也已成为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新态势。
未来全球化趋势有多种，从中期看，首先，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区域化趋势加强。其次，部分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可能会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全球化进程会继续出现逆转或放缓的趋势。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将更加多极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将更加平衡。最后，未来全球化也会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和绿色科技，甚至气候变化治理引导的新全球化。中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均提出“碳中和”计划，绿色科技发展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的博弈点，并且这一趋势将继续深化，形成更多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环球》杂志：历史及当下有关全球化的种种现象，对未来的启示是什么？
王辉耀：二战后，在美国主导推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经济全球化掀起新的高潮，人类也在70余年间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抬头，曾在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好的美国也扛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大旗。俄乌冲突下世界发生了划时代剧变，变得更加分裂更加不安全，人类面临着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
在这一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时期，特别是当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经济合作的中心时），如何避免世界政治军事对峙升级并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许国际社会可吸取二战后各国合作打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健全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构建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
未来，要弥合世界的分裂和对抗，避免更大规模地区及世界性战争爆发，仍然要靠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中增进国家间的合作和信任。面对“集体安全悖论”（为自身更安全而进行的一些操作，反倒使自己更不安全，也给国际社会带来隐患，如北约）等问题，需多方共同切磋，保持对话和沟通。经济合作及区域联盟作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趋势和表现形式，更加符合世界发展利益与需求也更加长远可持续，也会带来国家间融通发展和互信友好。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对愈发不安定的世界，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战略稳定，始终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另一方面，也要化挑战为机遇，在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发挥更多主动性，展现更多大国担当，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化发展上发挥更大引领性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塑造多极世界中的更为包容平等的新的国际秩序，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文章选自《环球》，2024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