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全面解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还探讨了中美通过合作弥合分歧的潜在空间。报告纵向剖析了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贸易逆差的误判，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贸易摩擦的驱动，美国政府对贸易战的多元化态度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受贸易战的负面影响等。基于这些分析，报告最后还针对性地从中美经济结构、贸易统计方法、双边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省/州政府、WTO多边机制、美国出口限制、BIT、全球治理合作和“二轨外交”等多层次、多路径提出十条化解贸易争端的应对之策。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困扰。CCG《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报告认为，美中贸易逆差从经济原理解释是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并存在严重高估，用提高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方式降低逆差解决不了问题。中美利益深度交织，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美国包括参众两院也有很多反对贸易战的声音，美国国内反对贸易战态势有上升趋势，国际上对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持反对态度，中美启动对话可能性增大。

据CCG报告分析，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中美中贸易逆差的形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正如“特里芬难题”预示，美中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二、从宏观经济学原理来看，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

三、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来看，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

四、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误判。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此外，报告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但这部分服务贸易顺差被美国“忽略不计”。对于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动因，CCG报告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中美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大国关系的多重视角进行了分析。CCG课题组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美中贸易发生摩擦的重要驱动力。中美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直接推动。而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关于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究竟有什么影响，报告指出，根据经济理论，“贸易战”好比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贸易战”不符合中美两国长远利益，不但对中国GDP增幅和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影响，也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升高的成本和人才缺乏亦将阻碍美国科技创新。报告还分析到，除了导致中美双方都无法全身而退，”贸易战”对于世界经济、多边规则和体系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CCG在本报告中还全面呈现了美国方面对贸易战态度的多元化。报告指出，政治家反对的声音日益强烈，美国参议院7月11日以88比11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特朗普团队是否存在共识也引发外界猜测。此外，美国国内经济学家、零售商、行业协会、商业团体和美国员工等各界反对声日涨。而反对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农业州和有诸多跨国公司的州也并不在少数。

基于以上分析，CCG从“贸易战并非不可化解，如何化解贸易战“的根本点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一、中美在经济上都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中美需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从自身做起，在做大增量的基础上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现状。

二、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未来要有创新，要摈弃传统的和过时贸易统计模式，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要包括服务贸易和在华投资收入等全面来看，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

三、中美两国未来服务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美国有巨大服务贸易顺差来平衡中美货物贸易，包括旅游、留学、人才环流、投资移民、专利费和第三方收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四、加强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推动美跨国公司等利益团体的共识。通过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协会、智库、社会组织等团体和美国政界保持的沟通，中国可以加强与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沟通，了解其受损情况，形成共识，反馈到美国决策层，化解处于僵局的中美经贸关系，进而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五、加强中美两国省/州间在基建、新兴产业、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六、中美两国都是世贸组织（WTO）成员国，中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探讨通过WTO等第三方机制解决争端。两国还可以依托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协商。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

七、美国需要放宽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的共赢，减少因出口限制带来的负面效果和不利于减少贸易逆差的局面。

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九、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中美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中美为全球治理增量，在国际人才组织、国际电子商务联盟，全球数字合作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协商合作。

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