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 CCG海归研究-王辉耀、崔大伟、苗绿分享：海归成为中国发展与国际人文交流重要力量
CCG | 2024年1月18日2023年12月28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共同举办中国海归研究与国际人文交流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全球化智库（CCG）主任、AGTO总干事王辉耀教授，CCG副主任、AGTO研究部主任、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前副院长崔大伟教授（David Zweig），CCG秘书长、AGTO秘书长苗绿教授分别就中国海归研究、中国海归发展现状与趋势、中美人才交流与合作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以下为活动实录：
研讨会视频（中文）
座谈会视频（EN）
以下为活动实录：
一、主题演讲：中国海归研究发展与中美人文交流合作展望
王辉耀：
谢谢金连副主任介绍，各位嘉宾，崔大伟教授，在座的媒体，我们智库的学者朋友，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举办这么一个研讨活动，在改革开放45周年的之际，我们来回顾、展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掀起的留学与海归大潮。改革开放为广大留学员提供了出国学习、开眼看世界的机遇，搭建了施展才华报销祖国的广阔的舞台，给予他们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展示机会。
我们也知道过两天就是2024年的1月1日，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实际上中美之间人文交流在过去45年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贯穿于中美的留学大潮。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有了百万级的留学生去到美国留学。大量的留学人员，去到世界各地，欧美、日本、亚洲，包括现在的“一带一路”国家，都对中国的留学和开放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可以说改革开放45周年，留学人员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一直在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国潮起源1978年，实际上目前的数据是，到2019年已经累计出入656万人。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过去疫情这四年加起来，我估计已经接近1000万人，回国人员大概已经有六七百万，因为2019年有656万人出国，423万人回国，那么到2023年、2024年，我想已经接近千万人，那么回国留学人员也应该是七八百万的规模。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人员的大进大出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留学海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全球化智库实际上是研究海归的的一个重镇，就像刚才郑金连博士介绍的。我们研究海归有可以说二三十年的历史。崔大伟教授，是我们CCG的副主任，已经研究了30年，我们智库也研究了20多年，我们最早出版中国海归研究著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我们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国家对海归是非常重视的，对留学人员，包括习主席在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就讲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工作方针，也形成了十八大以来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
那么不久前，2023年11月欧美同学会又迎来了成立110周年纪念日，习总书记又发来了贺信。他指出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弘扬留学报国的传统，爱国为民、自信自强，开拓奋进、开放包容，投身创新创业、创造时代的洪流，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人生华章。
所以能看得出来，在过去的改革开放45年来，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来回顾留学人员的发展、他们的作用、他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值得的。那么在过去20多年，CCG作为全球领先的智库，也是世界百强智库，通过研究出版、搭建平台、举办各类活动、建言献策等各种方式，持续不断地提出了留学相关的新理念、新叙事、新提法，形成了海归的一种新的实践总结，引起了国家有关部委和海归、留学生这个千万级的群体，和很多社会各界的共鸣共识。所以今天我们也注意到，留学、海归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涉及千家万户的一个话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
那么下面我就回顾一下我们全球化智库，包括我本人和苗绿博士，我们在过去这20多年做的有关留学的研究。那当然在 2004年， 20 年前，我们实际上已经写过很多文章了，但是我们第一本系统的著作是《海归时代》。《海归时代》是中国第一部对当代中国海归进行全方位大扫描的一本读本，也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海归这个概念。比如你要去百度查这个海归的概念什么时候来的，这追溯到我们很早以前在凤凰的一次对话提到了“海归”这个概念，后来海归就成了归国留学生的一个代名词。
那实际上我们这本书对海归，对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潮、回归潮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全面的总结，特别是我们结合我们本身作为留学人员的亲身体会。比如我1980年代就出国留学，我还记得就包括1979年1月1号中美建交时候，我当时还在上大学，就听到学校大喇叭里传来的中美建交的新闻，包括对于留学，当时邓小平说不要这个十个八个地派，要成千上万地派，我就觉得海归时代已经到来。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做了大量的总结，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总结海归的作用、海归的发展、海归这个现象，还有对海归的分析，提出了很多趋势、展望和建议，包括也提供了一些问题办法。
那么当时在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个中央编译出版社，除了这个海归之外，我们还出了另外一本叫《创业中国》，就是我们选择了50个海归作为案例，来作为海归群体的一个系统的归纳总结。这套书是2004年出版，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还有一本系列丛书，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出版社，在2007年的时候出版了《海归推动中国》丛书，一共8本，选择了200多比较有成就的海归的个人事迹，也是第一套国内行业覆盖面积广、研究范围宽、采访人数多、设计领域齐全的研究和介绍中国海归的系列丛书，其中有各方面的代表，有从政的官员，有科学家，有教授，也有企业家创业者，是当代中国海归第一次的全景式的画卷。早在2007年我们全球化智库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系统的一些想法。
后来海归慢慢上升到国际现象，因为留学已经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全球的大学生的增长速度比不上全球留学生的增长的速度。所以说各国都在抢留学生，那么其实从这里萌发出来就是留学生还有各种专业人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舞台。而且21世纪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在2009年就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人才战争》这本书，当时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在2018年由人民东方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人才战争2.0》。《人才战争》也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分析全球化日趋激烈的一本书。
我觉得对于当时怎么样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吸引国际人才提出了很多建议，也分析了各国的一些政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如何吸引人才，我们能够如何的借鉴。那么还有一本书是重点海归人才研究的图书就是《国家战略》，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得到了很多部委的重视，前中央政局常委，当时在广东任省委书记的汪洋还亲自推荐和导读，这个书也研究各个国家的战略，所以这本书叫《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要培养国际化人才，要吸引国际化人才，要建立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是我们书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那么在2010年我们还编了一本书，就是我们把国际上所有的留学人员、海归这些高层次人才撰写的35篇文章汇总，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分析人才教育、人才引进、留学人员海归潮等等，也是我们研究海归的著作。
那么还有我们编写的一个非常重磅的数据，是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选取了一个半世纪以来100位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100位留学人员，他们有很多人创造了中国第一。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磅的一本书，当时在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两本书是由中组部党建出版社出版的，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的规划项目、人才强国研究出版工程项目，我们出版了两本，一本是《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也是讲各国的人才竞争如何实施，以及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人才竞争战略。还有一个是《国际人才战略文集》涵盖了中国人才竞争的这些形式，各国人才战略、中国人才引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等等，提供了很多新的定位和新的思考。这两本书一个是2014年党建出版社出版，一个是2015年党建出版社出版，这都是我们在一直持续不断地系统的研究。那么2016年我们在海归创业创新大背景下，又出了三本叫《海归者说》《那些年我们怎么创业》《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我们发现留学人员创业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带动了中国创业大潮，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海归的创业国，比起像其他国家，像欧洲，像俄罗斯，甚至像亚非拉很多地区的国家，他们没有像中国有这么多的海归回国创业，这个对中国创新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20世纪或者21世纪到改革开放45周年，我觉得，海归回国创业，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是中国独有的一道风景线，也对中国的创业大潮带来了巨大的推动。那么在整理了这么多海归创业创新的图书以后，我们开始构建了国际人才管理与开发的框架，把它从海归学引申到国际人才学。2020年我们在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教材叫《国际人才学概论》，实际上也为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开发，为国际人才的竞争管理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管理的思想和技术方法，也填补了我们国家国际人才研究方面的专项教科书的空白，这个也是值得单独提出来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前沿的工作。
那么最新的一本就是这个，我们去年出了一本《海归中国》，从2004年的《海归时代》到18年后的《海归中国》，因为 2022 年是首批官派留学生出洋150周年，这本书就系统梳理了中国150年来的留学历程，引用很多的数据案例，包括各种代表性的体现，包括海归如何在参政议政、教科文卫、创新创业、中西交流中发挥作用。这本书实际上从去年一直到今年受到很大的关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们还出了好几本英文图书。在2011年就出了一本书用英文介绍了中国一大批杰出的海归。在2012年出了一本Globalizing China: the Influence, Strategies and Successes of Chinese Returnees。这个非常有意思，分析了中国海归创业的影响。另外2015年我们还出版了书，谈到了怎么样进行海归的管理；还有我们在2016年出了这个Returning Migration，主要还是讲海归；2017 年讲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China，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到海归，还有2019年初的Chin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
我觉得我们最值得一说的是我们从很早，2009年就开始发布研究报告，比如说我们2009年出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然后在2012年我们就系统地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权威蓝皮书，累计大概10本留学与海归发展报告蓝皮书。在过去十来年，也出了接近10本的移民报告和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蓝皮书，还有很多留学生发展各方面，所以能看出来数量是非常多的，涵盖大量的研究，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智库像我们这样连续不断出了几十本系统研究中国的海归的著作。当然我们在人民日报等各个大主流媒体上也发了很多文章，也在国际上发各种英文文章。所以在不断创造海归的新研究和新叙事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们觉得在海归的研究方面，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研究创新。比如说我们是第一个提出中国有五代留学潮，从1872年留美幼童开始到1990年算一代，包括留美幼童、海军留欧，这是第一代留学潮；第二波留学潮是1900-1927，包括留日、庚款、早期的留苏留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1927-1949是留学欧美潮，那个时候获得高学位的留学生比较多。还有1949-1965是中国留苏的高潮，大量五年计划的建设者的留学经历都是这个阶段。那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的45周年，留学有公费和自费，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分类。
第二，我们从海归同时也到“海鸥”，从人才的外流到人才的回流到人才的环流，这个是非常重要。从海归到“海鸥”，当中还有所谓的“海带”，崔大伟会讲这个“海带”不存在，基本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总结了很多这方面的概念，所以“海鸥”这个概念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当然还有一块就是我们把国际人才上升到国际人才学，相当大一部分国际人才都具有海归背景。
《国际人才学概论》是高校人才学习课程系列教材的首部专著，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很新的工作，把国际人才上升到国际人才学。另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人才全球化的时间段。就是如果要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人才，人才也是在全球流动，从外流到回流到环流，必须要有很好的国际竞争力。昨天中国青年报还采访我，说现在有大量的中国青年到国际上就业，这就是人才全球化，在中国有大量的国际青年，知己知彼，中国有更多的青年去到全世界。未来的双循环，就是在国内循环，也在国际循环。未来在发展，在人才全球化流动与竞争的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从货物流动到资本流动到人才流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人才输出国和海归国。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才的大进大出，对于中国的国际发展、改革开放、参与国际规则、促进“一带一路”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还提出来，国际上也要建立国际人才流动的新秩序。现在综合AI、新数字经济等等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人才WTO，希望把各国的人才聚在一起做比较、做研究，建立专门的国际组织来维护人才流动与竞争秩序。
因此我们提出了人才WTO的概念，而且不止提出了概念，还基于这个概念发起了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是在2020年在巴黎和平论坛上正式发起的，最早于2019年入选了巴黎和平论坛项目。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正式成立。我们不仅提出了概念，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研究海归过程中，我们还总结了新时期中国海归的十大贡献，第一海归在不断地成为教科文卫中的栋梁。第二，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都是海归。第三，积极参与民间外交，助力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一点我们体会最深。就比如说我们的智库的大量人员也是海归，我们在民间外交方面确实做了很多的实践，也发挥很多的作用。第四方面，发挥社团和公益的积极作用，我们看到在环保、各种社会组织、NGO等方面，海归都发挥很多积极作用。第五，成为创业大潮中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主流，比如说，中国的风险投资，还有各种各样的中国互联网的大厂，还有数字经济的很多企业都是海归。第六，海归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的推手，就比如在现在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海归在其中以及助力走向全球也发挥很大作用。第七，跨国公司的掌门人中间有大量海归，海归也成为跨国公司中国化的主力军。第八，海归成为发展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汽车，环保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力量。第九，他们还带回了国际上先进的人才和技术，引进外资等各方面都起了作用。第十个就是，他们带来很多国际化的创新的理念、商业模式和社会文化观念。
那么我刚才说的是从总体来讲谈海归的贡献，那么单从创业角度来讲，我们还总结了他们的十大贡献，包括推动了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给国内带回了风险投资的机制，促进了国内对创业的热情；引进了风险投资的理念和新经济的模式，带来一系列现代企业管理概念；带回了新的融资方式，引进了新的国际资本，创造了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对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促进作用；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速中国和国际经济接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领跑者；提高了国有和传统经济的效率，提升了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给国内创业大潮带来各种人才，推动国内各行各业创业的发展；推动中国当代兴起的创业大潮和全社会重视创业文化氛围的形成。
这些年我们也搭建了很多海归平台，我们全球化智库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其中研究海归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在国内研究与活动一直都是很领先的。我们在过去这20年，比如说我们在2002年参与创办了欧美同学会的商会，2005年我们也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也是中国一个高端的、引领性的海归组织。2007年我们还参与创办了欧美同学会的建言献策委员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一直都不仅仅是做好自己，同时也参与创办很多社会平台。
我们同时还举办很多的活动，凝聚共识，形成新的叙事。比如我们举办论坛、讲座、对话、研讨会、座谈会，比如说我们创办了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我们连续发布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我们还参与举办中国海归发展与建设研讨会。我们一共举办了15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办了13届，在外地举办了两届，在疫情前，一直成为中国一个每年一次且非常有代表性的论坛，连续15年举办，累计上万人参加，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
我们连续7年发布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榜单，在广州中国留学人员交流大会，留交会上发布。这个是我们做调研、做分析，通过专家，组织专题评审、监测、媒体各方面的例证。还有我们发布的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还有中国海归70年70人，这些都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我看很多海归在他们百度百科里边都很这个高兴把这个放在他们的介绍当中，他们觉得非常好。
我们还参与主持了欧美同学会三次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建言献策座谈会，直接从海外请了很多专家给国家建言献策，涵盖几十个个国家的留学人员，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能够沟通以及不断地改进国际国内的政策与发展。
在政策推动方面，我们也做出很多贡献，比如说我们围绕海归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中国留学人员创业支持启动计划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在成立国家移民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政策研究，提出的建议被中央最高领导批示采纳。所以说在政策方面，我们在不断建言献策，为中国海归营造更好的环境，助力中国开放发展，发挥我们的作用，也包括我们长期研究出版的蓝皮书，后边还会再介绍。
改革开放至今，各类出国人员已经接近千万，现在仍然每年有几十万人出国留学，几十万人回国留学。中国的留学海归已经成为一个世纪级和世界级的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也不是一个一时半载的现象，而是世纪级和世界级的全球遍布的现象。中国海归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同时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的时刻，我们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留学与海归仍然是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和研究对象，还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发现和总结。随着国外学术界、国内学术界对海归研究的不断发展，我觉得甚至在未来会出现海归学，会成为一个研究的新天地。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崔大伟（David Zweig）：
谢谢，我很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跟很多新老朋友们一起在CCG分享我的采访。原来我是想用英文，所以我尽量用中文，你们可以读英文PPT。有的字儿可能我不知道，但是我尽量。你们可以看我的介绍。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研究海归？第一个回答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加拿大留学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参加过很多具体的活动。那时候有开门办学，我们到工厂工作。就是我个人，那时候我的胡子把中国的小孩吓哭了，他们一看就怕。这个是1975年。这个是1976年我们北大毕业生。这个照片很有价值，因为有一些领事馆总领事以及大使都在这个照片里，以后有机会我可以介绍。这个是我，所以我补充这个照片。但是我为什么对海归感兴趣？第一，因为我对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感兴趣。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它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跨过那个边界，很可能它的价值有变化。说明我可以出国，到国外把我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提高，提高了以后回国可能我对中国更有价值。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那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不仅是留学生，也是科技方面的。以前我研究合资企业。我在江苏研究合资企业，一个大队书记他跟我说，我可以将台湾地区的一些新的科技带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当时没有这个科技。所以总的概念是从这个，而且他们带回来的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对中国有很多好处，对他们本人、对全中国、对全世界也有好处。
今天辉耀提到海归研究，我本人有一个理论，可能再过一年我准备出版一本书，我有一个自己的论题，那个论题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海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找到中国需要的东西、中国缺少的东西，我的理论就是缺门理论（Shortage Theory）。你能这样做，你就能成功。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科学院，我在长春应用化学院2003年去访问的时候，有一些研究者，他们说他们会到国外专门找一个，用他们的话说是“缺门”，意思是中国缺少的东西，他们把这个“缺门”缺少的东西带回来，科学院就给他们一个研究所，他们很快就可以成功，因为他们在国外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应该说服一个委员会——“我在国外学习的知道的事情对于你们的研究所很有帮助”。
在2000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左右，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因为那时候中国缺少很多科技。用英文讲就是科学景观（Scientific landscape）很广，需要很多东西。所以你到国外可以学习，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东西，但是比较先进的东西，很可能中国是没有的。所以你带回来，对你自己有好处。到了现在就更困难。
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也承认这个“缺门”，就是缺少那个东西，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提出来那个缺门的重要性。很多文件从1996年已经开始，可能更早，就提出来这个概念，第九个五年计划。深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深圳缺少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就提了很多关于财经、IT、外贸、旅游，他们都提到这件事情。上海政府也提到我们要吸引拥有专利的人，专利、新的科技，可以填补国内急需的项目空白。你可以这样做，那不错。2002年到2005年的那个概述，就是怎么建立中国的人才也提到紧缺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性。所以中国政府一直能看到这个方面。
那我的论题还有两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环境。宏观的环境和单位里边的环境。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学者、商人，他们愿意回来加入宏观的环境，宏观的环境有那个缺门，他们把那个缺少的东西带回来了以后，那个环境允许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把这个缺少的东西变成你的收入，变成你的优势。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单位，有别的人说，哦，他是外国人、他从国外回来，我不要帮助他，那这样就限制他，他就不满意，因为他带来的东西不能发挥他的自己的作用，会有这样的问题。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很多单位的内部环境，因为这个和政治学很密切，和组织理论也很密切。你怎么搞好一个单位里边的管理。很多研究海归回流的学者也经常提到，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他应该从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都建立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回来的一个文化、一个条件。我刚才听到那个偏见（bias），偏见要缩小或者限制偏见。蒲慕明，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回国人员，原来在伯克利大学，现在在上海。他很早就提出“中国研究机构实现卓越的障碍是文化而非经济”。必须有好的文化，不一定是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也很重要。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中国能发展的环境，用便于创新的方式。在那之前，科学人才不太可能大量流动。所以要建立一个理论，这也很重要。
这个很有意思。2011年，有关部门自己做了一个社会调查。他有什么发现？就是问很多回国人员，你现在碰到了什么问题。比较早，但是第一个是人际关系太复杂，这个是中国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在外国的单位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文化很深厚，人际关系特别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研究氛围一般，非学术性公共活动太多。很多海归回来以后他要做他自己的研究，他不要管很多，他不要做官。有的是要做官，但是基本上很多人要做自己的研究。但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官僚主义。这样的问题应该解决。
第三个就是报酬，你回来之前很可能这个单位跟你说，哦，你回来我给你这个东西。他回来，必须给他这个东西，你不给他，他就非常不满意。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复旦大学的外办跟他说，你从日本回来，我们给你一个房子，但回来了以后没给。他肯定不高兴，即使后来他能买到。所以第三个是，促使你回来的原因一方面你应该能得到，应该能发挥你的作用。所以这里我研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非常广泛的。还有那个上海财经大学，南大的留学生办公室。这个对我非常有帮助，开始的时候是南京大学帮助我，在1980 年、1981年他们也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机构。这里我也有很好的研究支持，实际上是学生，他们现在一个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一个是中文大学的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有两个女学生帮助我，一个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个在纽约大学读博士。我有这样的协助，而且我跟这些学员发表文章，我一直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上边。
第一个研究是中国在美国的人才外流，有这本书。我和我朋友陈昌贵一起做这个研究，访问了272个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在5个城市，我们要了解一下他们愿意不愿意回去，愿意回去的原因是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给他们七个选项。那七个选择是从“肯定要回去”，“很高兴的回去”，一直到“我绝对不回去”。可以看他们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有什么特别的观点、特别的情况。我那时候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发现。第一个是头三种类型的人，肯定回去的人，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或者很可能回去跟国内保持联系的，大概有35%的人。
我们1993年做这个研究，可以肯定中国的逐步发展，经济发展，政治稳定，这些人很可能回去。所以虽然很多人那时候说中国人不回去，不可能回去。我们说不一定。毛泽东说没做社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有发言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社会调查。
那有什么因素？第一个是小孩的年龄。小孩儿已经在初中，在高中，这些人不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国外读大学。小孩比较小，可以回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你的伴侣的态度，1993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研究，很多女性不愿意回去，因为他们在美国一个小镇已经可以有一套房子。回到中国就没有房子，因为那时候比较穷。现在情况不一样。但是那时候有这个计划生育，父母亲身体不好，很多留学生，是计划生育以来的孩子，是家里唯一一个小孩，所以他们应该会回去。我们也问了80%的人，他们说国内交换科技. 陈昌贵他本人用我们的研究发表了几本书，还有在《求是》发表一个很重要的文章，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研究类型是“把车停在门口”（parking on the doorstep）。就是有的人要回去，但是他们“在门口外边停车”，意思是他们住在香港，还没有回到内地。九十年代，很多留学生搬到香港。在大学也好，做律师也好，做财经、投资也好。我都认识他们，也做了调查。那时候，国外的律所只能在中国建立一个办事处。所以有可能很多人想要回来，但是没有地方。后来中国在这方面开放了以后，各个城市都有。所以回来的人就可以很多。住在香港那时候很好，因为父母可以去看他们的孙子。
香港那时候有个政策，从内地来的可以在香港住三个月。所以春节也好，他们就经常来，收入也不错，住房也不错，很多人可以跟内地有来往。中国内地和香港有很多共同的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的那个科学基金有一些合作项目，所以到香港也很多机会和国内来往。
我准备明年要出版一本书。这要谈到那个理论，那个副标题，名字可能是中国的海归。那个副标题是Towards a theory of shortage，对于缺少、缺人的一个论题。
我首先可以谈那个教授，那个高校科研人员。那时候1998年的那个985（计划）有一个条件，就是一方面是给很多大学资金支持，但20%这些大学必须用于吸引海归派。第二个是很多大学那时候要比较，我的大学和他的大学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国外发表多少文章，那时候谁能在国外发表文章就是海归派。所以这样的政策把海归派做一个“缺门”，一个缺少的、需要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政策就把这些人改为“缺门”的一个东西。
有一次发表一篇文章访问了二十个大学校长。他们说海归有全球视野，世界观很大；他们接受过更好的培训，研究更好，他们在科技方面的专业或者说技能更好，可以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大学。他们说这些人是很稀有的一些产品（rare goods）。所以这个也帮助我说明“缺门”理论。在某些学校，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学院里边的环境。
第一个是林毅夫，林毅夫回来了以后，在北大搞了一个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个研究中心所有的人都是海归，工资高，非常自由。也可以说是它搞了一个小环境（small environment）。很特殊，而且有那个小环境以后，它影响了旁边的单位。所以这样开始就吸引很多外国人回来。我也去上海财经大学，还有那个西南财经大学。我到那边去做了一些访问和调查。他们有几个很有意思的改革，一个改革是做短期院长（part-time dean）。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可以在那个单位里边做很大的改革，你不怕保守派集中在一起把你打掉，“你要改变那个制度我们不同意，你走吧”。他不怕，因为他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某些地方，我们也认识边燕杰在西安交通大学，他也属于一个短期院长。谢宇，在普林斯顿大学，在北大也是一个短期院长。这样的人可以改变一个研究中心或一个学院里边的环境。
第二个是特殊学术领域。有的大学他们说，你们有几个人得到人才的一些奖励？你回来了，你们三四个人在一个单位。我们官员不干涉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决定怎么用钱，雇什么人可以自己来决定。北航专门有这样一个学院，北航放开了这个学院，在这个大学两面，一面是那个传统的学校，第二个是他们的特殊学术领域。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学院大部分都是海归。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我提另外一个，还有那个双重任期制。海归回来他们的那个指标要得到终身教职的指标高于国内的博士的情况，区别很大，他们用的是西方的非升即走制。假如有七年你没有升，你发表的文章不够，你就走。这个和中国的习惯不一样。中国的习惯一般是，你来了，你已经有这个工作，那很可能你可以留下来。如果能发表几篇文章，做好你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给你留下来。但是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他们要高收入，要严格发表文章，有这个制度。西南财经大学有这个制度。我们做一些数据分析，发现假如大学的校长有国外的博士学位，和他只在国外作了一个访问学者相比，更容易吸引海归，特别是海归的博士。他不怕这些有能力的人来了，因为研究方式一样，可以吸引他们。我们发现，一是他们不怕吸引更多的海归，二是这些校长愿意实行我刚刚提出来的内部改革。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关注大学有没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在国外做过博士后的校长，或者他起码应该在国外做一个博士后，两三年做很严格的很系统的研究。这个对一个大学很重要。
一个方面也是承诺了他们，你答应他们很快就能晋升。可能你说我给你晋升，但是可能你回来了以后就没有了。我有一笔数据，从2012年到2017年，对象都是拿到长江学者的人，我看他们的博士，因为长江学者有很多是国内博士，也有很多是国外博士。你可以从这个表格看出来，67%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回来之后很快都提到正教授。而且那个显著性很高，我发现的情况就是这样。国内的博士，回来了很少人得到正教授的地位。就说明这些人，你答应他们，他们就拿到那个机会、那个成绩。
第二，回到科学院，我专门研究回到科学院的一些人。我已经说了，在长春那个应用化学院，我发现那个缺门，那个概念。有很多人说我到国外去，专门找中国没有的科学技术，因为把这个带回来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这是说明海归对国内的发展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看，那时候我发现几个人都有这个情况。我和陈昌贵2014 年早期研究做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在科学院的回国人员，他们的地位提高了，提高得快，国内的科学院的人提高的慢。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也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大概在 2005 年的时候，科学院有一个政策，一个规定，你回来了，你是国外的博士后，很可能我们给你教授的地位。那我很担心这个，因为国外的博士后。他的博士论文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的指导老师想出来的。他的博士后很可能又是这个教授的研究工作里面，或者这个教授推荐你到他的朋友的研究所工作。说明这些人可能不一定有创造性，不一定能创造一个新的研究。但是回到科学院，他就突然有一个研究所，有一些研究员有资金，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这个（政策）可能是错误的。后来科学院改革了，从2005年以后，每个教授、每个项目负责人、主要的研究者都应该在5 年以后通过一个调查，他发表的文章怎么样？他能不能创造第二个课题？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有一些学生，我让他们调查 20 个科学院所，每个所我大概找到了 20 个人，都是抽样的，我们就 12345 地列出来，因为有这个照片，这个可以做，你上网可以看那个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有研究员的照片和简历。所以你实际上可以做这个公开的研究，可以发现，可以了解。我后来拿到 774 个人的资料。所以这个调查也说明有国外经历的人地位提高得更快。而且有显著性，用数据分析可以肯定这些研究。我主要研究的问题是长期回国或者短期回国的人哪个发表的文章更多更好，哪些人的文章被别人看到和引用的多，我们发现短期留学回来的人发表的文章比长期留学回来的人发表得好。
第三个是企业家。对企业家来说，我们发现最重要的改变，一个很大的环境的改变，私有经济、私有市场、私有财产获得（法律）保护，这个让在国外的企业家安心，他们觉得回来就没有问题。在表格左边你可以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的已经回来建立一个公司，有的已经回来正在工作，有的准备或者想回来建立一个公司，有的想回来准备工作。那他们分析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他们有没有国外的科技，第二个是他们有没有国外的管理模式，我们发现最多的是已经回来的人，他们有国外的科技，还有国外的管理模式，这个也很重要，我们有2004年的研究，最能成功、你的公司怎么样、你的公司成功没有，我们发现最能成功的公司是从国外带科技回来，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有跨国的资本，就是在国外工作了。第三个方面是依靠你的国外的网络，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太依靠国外的情况。你回来以后，你应该带来国外的科技，你应该在国外待一段时间，但是最能成功的企业家回来了以后应该能和国内建立比较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两次的研究，一次是2004年的，我还可以解释这个。这个是2004年的第二场，我那时候说企业家回来不一定要带最好的科技，很可能你带第二等科技。因为我已经说了，中国缺少很多科技，所以你带来第二等科技的话你还可以成功。那到了2020年和2021年，这个就不够，你可以看有变化。这些人带回来41%的科技是最先进的，他们已经知道第二级科技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很多这样的科技，已经从国外引进了，所以你本人到国外工作学习要带回来的科技必须是最先进，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段，有一个区别。
最后一个题目，是回来工作。我认为很多人不关注在国外拿到硕士学位的人，很多人只关心有博士学位的人，或者科学家，但是实际上最大多数的海归是在国外拿到硕士学位的人，大概占80%。2015年，80.7%的海归是有硕士学位，所以应该关心这些人，因为他们占大多数。每年增加的海归和增加的出国人数，大部分是本科，原来是，现在也是本科，但是大多数还是拿到硕士学位的人。那时候大概2004年，China Daily说这些人回来找不到工作，不如博士学位的，他们就是“海带”，所谓海归改为“海带”，海带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要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海带是不存在的。我和韩东林做这个研究。所以这个指的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香港海归，2007年；日本海归，2006年；加拿大海归，2006年。这个是CCG 的研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在前6个月已经找到工作，大概是 90%以上的人在前六个月已经找到工作。按照ILO 那个国际组劳动组织的制表，回来后前6个月找不到工作不算失业，6个月以后找不到工作算失业。所以这个也是说明海带不存在。
第二个他们的收入。就是83%拿到国外硕士学位的人比拿到国内硕士学位的人的收入高，这个是2006年的数据。我还跟西南财经大学有过合作，他们也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研究工作。他们有一个大的智库，一个大的调查样本，他们主要的发现是，拿到硕士学位回来的人的工资比没有出国的人的工资高19.3%，不是很高，不是像以前两倍的程度，这个现在不存在，但是出国的人还可以拿到比没有出国的人更高的收入，你可以拿到多一点。我准备明年发表一本书，The War for Chinese Talent in America，主要的概念是中国政府希望也鼓励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把他们的科技，把他们了解的，他们的个人天赋送到国内。回不回来不一定，但是希望他们把这些科技送回来。但是美国政府对此不太高兴，所以我的下一本书主要谈这个问题。那我有什么结论？我研究海归、留在国外和回国的海归他们的关系已经有32年了，我去过很多城市，有很多朋友帮助我，我跟几百人交流过。做了近 15 次社会调查、民意测验，做了很多。我也跟中国政府提了一些建议，我曾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作报告，这个就是我毕生的工作，我了解中国希望把中国的科学质量提高，我完全理解这个要求，但是我也理解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必须谈，必须解决现在存在的一些误会，特别是关于留学生，关于他们的作用，我知道CCG也希望这样，我们必须找一个办法进行交流，谢谢。
苗绿：
谢谢，感谢王辉耀教授和崔大伟教授的精彩的讲话，也为我下面要讲的中国海归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梳理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他们讲的这个是从中外的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海归发展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海归发展的研究，刚才这个王辉耀教授已经梳理过了。我主要再讲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个也是我们团队一起工作的成果。刚才我们同事也梳理了，其实CCG一直在持续的以海归为中心来研究相关发展的现状，这些群体发展现状特点和热点问题。我们光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区域人才蓝皮书这两个系列蓝皮书就有大概18本左右，直接推动了海归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当然海归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话题，围绕海归话题还有留学，从这一点出发，拓展到培养成海归的路径、留学的情况，以及国际学校的发展，然后到海归本身是在中国出身、从国外（学习）再回到中国的海归，也有大量的从海外来中国留学的来华留学生的情况，以及海归如何创新创业，以及它变成全球人口流动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把国际移民也作为整体人口流动大的研究范畴，所以其实海归只是我们研究领域当中的一点，但是它能串起上下游，包括留学、人口流动、教育、移民等方面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全球化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研究的海归发展报告，待会我也会讲一些留学和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报告，最后我也会讲我们总结出来的海归未来发展的10个趋势。首先是《中国海归发展报告》蓝皮书，2012 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系列地做这些报告，首先是《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也是国内第一本中国海归发展的报告的蓝皮书，当然也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海归群体回国创业和相关领域发展的蓝皮书，在 2012 年这本蓝皮书当中，我们专门指出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吸引了更多海归回国创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是海归回国的主要的原因，还有提出了海归的双元文化。
每年的趋势和热点都是不一样的。在2013年的蓝皮书当中，我们专门指出海归回国有四大关注点：就业、创业以及智力密集、他们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家庭团聚是回国的主要原因，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个调研，提出建议要充分地发挥海外回国留学人员、优秀人才的智囊团的作用。
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们还跟智联招聘合作，做了中国海归就业创业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家庭团聚、文化因素是回国的两大主要原因，因为国家相关政策而回归的比例仅占8.8%，这在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还有回国之后有超过九成的海归是能够融入的，当时有些传言说海归不能融入等等，我们当时也通过一些调查来得出了更明朗的结果。
连着2018年，我们又做了相关的调研，也指出海归群体对于留学安全的关注度是明显提升的。少数海归回国后发生了迁移，北上广是首选，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海归人才面临流失的挑战。2019年我们又做了调研，这是连着的，每一年的重点和发现都是不一样的，那一年我们也重点指出，“具有国际视野”代替了“语言沟通的能力强”，成为受访的海归在国内就业最重要的主要趋势，但国内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仍然是主要的劣势，受访的海归对于政策的需求重点从提升薪酬福利待遇逐步地向完善海归就业服务机制转变。
2020年的时候，我们跟领英一起合作发布了中国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当中专门也提到U10，就是比较顶级的10所学校的毕业生，呈现出国留学与回国就业的良性的人才环流态势，留学的趋势总体是稳定的，赴美留学增长率进一步的放缓，留学目的地更加多元化，这是 2020 年。2021 年，我们又跟领英连续合作，出版了相关的报告，中国 U10 毕业生的国际化发展需求是明显的，欧美仍然是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赴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深造的比例也逐渐在增加，那个时候也呈现出留学目的地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中国U10毕业生首次就业地在海外区域的占比有所提高，那个时候可能跟各种原因、疫情等都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部分，我想讲一下与海归直接相关的留学和移民发展的报告，刚才讲的是留学报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连续出版了十多年的这些报告。但是我刚才说了，海归不仅仅是海归本身，它跟留学、跟人口流动都是相关的，我们就海归延伸到留学和人口流动也发布了相关的报告。留学的报告我们2012年就开始了，也是连续编撰，中国的第一本系列地研究留学发展的现状、特点与热点问题的蓝皮书，就是这一本2012《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新世纪留学呈现六化：大众化、低龄化、目的地选择多元化、专业选择多元化、留学方式多样化以及留学层次多样化。这六化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留学低龄化开始加剧。 2013年我们在那一年的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低龄留学生的素质是虚高的，中国高校国际化教育的水平是亟待改善的，中国面临严峻的留学赤字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出去留学多，而来华留学少。中国学生选择留学深造总体的回报率是高的，当时已经有一些传言讲留学值不值当，留学有没有这个收获，或者是“海带”这样的现象，我们通过这个蓝皮书也是回应了这样的一些传言。
2014年我们也连续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当中专门指出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突破口，我们国家来华留学的比例是不足1%的，所以需要开放来华留学，做真正的留学大国。中国的留学生未来发展更注重留学红利，中国整个留学的潮流是要更关注这个留学红利的。2015年也连续出版这个报告，当中专门指出中美留学单向流动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建议加大力度发展来华留学，突破政策，挖掘国际人才红利，我们把它上升到国际高度，就是留学赤字要上升到国际人才红利的高度来考虑和关注，海外留学创业教育需求是明显的，建议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大力培育创业型国际化人才。2016 年我们也连续出版这个报告，提到留学低龄化现象更加明显，发现了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潮。留学归国人员在战略新兴领域，创新创业的意愿是在逐步提高的，参政议政的意愿更强，尤其在慈善领域表现非常突出。我们也专门提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增长的势头是非常猛烈的，开始成为我们工作的着力点。
2017年在报告当中我们专门指出家庭因素成为新一代留学生回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留学价值回归的问题也引发深思，因多举措并举推动留学价值回归，“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增长点。
2020 年到 2021 年我们也连续发布留学发展报告，出国留学仍然是我们国家培养国际人才的重要渠道，未来留学目的地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地留学当时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同时我们也讲到海归返乡发展的热情开始升高，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度逐渐增大。在2022年我们非常新的留学发展报告当中，我们指出中国依然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出国留学生开始增长迅猛，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热情是一直在增高的，参与公共政策、公共治理的热情也在高涨，发挥留学人员在公共管理和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也是我们提倡的，也在蓝皮书当中专门讲到，重视留学生的国际交流的优势，支持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我想这也是 2022 年整个中国社会非常重大的主题，留学生在当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专门出版了《全球国际学校发展与中国实践》这本书。我们刚才说了，海归上游是教育，是国际学校，这些重要的场域培养了中国的留学生。那国际学校应该怎么发展？在全球的视野当中，中国的国际学校占有什么样的优势和我们需要亟待改善的部分？以及全球的国际学校总体的规模和发展的潜力是什么样的？其中专门提到亚洲英语国际学校的数量是增长非常显著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拥有最多的英语国际学校的国家，同时也讲到依托坚实的教育基础和丰富的国际教育实践的经验，中国以后怎么赴海外建设中国的国际学校，因为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国际学校在中国发展，那以中国为主体出去建设海外国际学校应该怎么做，我们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另外，我们也出版了这本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与发展，我们提到大量的海归是指中国人出去留学，然后回到中国，那其实反向过来是中国吸引了大量来华的留学生，那这些留学生毕业以后他们是怎么发展？他们的职业发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在这本书当中非常系统地阐释了来华留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亚洲的学生居多，未来还需要增强对国际的吸引力，以及对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的学生的吸引，要着力加强这方面。
来华留学学生的就业意向是多元化的，是创新创业、企业走出去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重要的推动力，也揭示出需要更进一步的强化海外留学生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的认知，通过培养更多的知华、友华的留学生，增强中外了解和互信，加强中外沟通。
我们也持续地跟踪全球及中国的国际移民流动情况，把海归的研究拓展到中国及全球人才流动的研究中。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们不仅仅光是做海归研究本身，我们在整体把海归作为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跟国际移民组织共同合作，连续 10 年发布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的中文版，每次我们也开盛大的发布会，作为重要的文献推出来，也连续十多年编写《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蓝皮书，这个也是我们在学术上把海归作为重要的人口流动的群体去关注。
我们还出版《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蓝皮书，在 2014 年的时候，这也是国内首创的，关于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的研究。当时我记得在这个蓝皮书当中，我们首次提出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约为 400 万，到现在国内的各种文献、政策还在用这个数据，大多分布在美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的国家和发达地区。海外的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的人数和规模在增大，知识水平和专业层次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华人精英的重要群体。
在2017年，我们出版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报告叫《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蓝皮书，对中国区域层面的海归人才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分成不同区域的竞争力，从国际人才规模、结构、创新、政策、发展和生活六个方面对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进行了单类指标和省域指标的评述。
最后我想很快地讲一下中国海归发展的十个趋势，这也是我们多年来研究中国海归这个群体提出来的十大趋势。首先是海归回流将呈平稳增长的态势，我们知道这些年中国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吸引走出去的这些人才的，我们认为未来的趋势依然是持续的、平稳增长的态势，有更多的留学人员持续地回来，创业仍然是未来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海归的创业政策是非常完善的，也是逐步在与国际接轨的，而且一直在听取各方的意见，破除相关的障碍，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回到中国。我们知道从中央到地方，中国这方面的体制、机制是逐步在完善的，各个地方也是在竞争，能够吸引这些海归作为国际化人才回到中国进行创业。那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这是我们认为的第三个趋势。21 世纪以来，随着自费留学生比率不断地提高，留学人员已经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发展，相应的中国海归群体也从高精尖人才拓展到各个层面的人才，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海归涌现，所以大家把海归也作为我们新常态时期的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归进入环流时代，我们觉得过去人才流动是相对单向的，其实不是，可以看作是留学人员环流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国家应该继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从而吸引更多的海归人才，实现据天下英才而用之。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另外一方面，要积极制定发挥海外留学人员环流作用的政策，激励他们继续为国服务。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更新快，各方面信息非常发达，本土的企业和新一线、二线城市将吸引更多的海归，这是跟中国的城市发展、城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很多海归从一线和二线发达的城市到更基层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流动也是正常的，这对中国的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第六是继续推动国家公共治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归正在探索参与国家的公共治理，他们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先进的理念，因此在推动国家公共治理和建言献策这些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作用，海归群体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的创立，包括像我们全球化智库本身也是海归创立的，还有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等，有一大批重量级的海归精英，成为国家公共治理的重要人才和团队。
第七是有一个继续带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我们知道刚刚纪念完“一带一路”十周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这些企业是中国全球化的载体和重要的舞台，海归人才在当中是长袖善舞，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八是持续推动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海归这些年开创了高科技创业潮，在生命科学、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国家战略的新兴领域引领行业的发展。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发挥海归人才在国际视野、国际化经验、国际化技术等等方面的优势，包括在管理模式创新上都是有一些优势的。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全球化舞台上能够站得住脚、迈得开步，也是海归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第九是提升国内的科研水平，探索教育机制的创新。我们知道随着AI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专业人才的缺口会越来越大，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好几百万海外留学人员的资源来提升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这个其实也是中国政府非常关心的方面，在科技的进步上，海归可以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探索教育机制的创新。
最后一个是我们想重点强调的趋势，刚才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能够真正跟国际社会深入地进行交流、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民间外交，在这个方面海归是真正的可以在下一步扮演重要的角色的，成为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人文交流是重要的基础，这也是总书记最近反复强调的，民间往来是基础，中美也好，中外交往也好，它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基石和润滑剂，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世界和平奠定基础，也成为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留学归国人员在民间外交上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可以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这方面的作用，最近一些年开始逐步的被发现，而且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全球化智库团队也在这方面起到了比较显著的作用，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留学归国人员、海归能够成为民间外交的生力军，推动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在人文往来上把我们的作用发挥出来，成为世界和平的压舱石。这也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想提出的观点。
好的，我就回顾了一下我们关于中国留学的研究、中国海归的研究。这些年，中国海归学通过我们的发展、智库的发展，我们智库团队的工作一直在推动这些方面，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果，光是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的蓝皮书就有 18 本，然后还有大量其他的图书和报告的成果。当然了，我们讲的比较少的是，其实我们不仅仅是通过研究，还做了很多建言献策，我们不光是一个 think tank，也是个 do tank，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events和activities，去推动海归学和国际人才学的理念的形成，也通过各种机制性、制度性的建设去推动海归学在中国的发展。好的，非常感谢大家。
二、王辉耀、苗绿对话崔大伟：如何吸引5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中国交流学习？
罗艳：
很高兴三位嘉宾能来到现场。刚才你们介绍了自己过去几十年中在国际人才和海归方面的研究成果。我非常好奇，三位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并且深耕这么多年？
王辉耀：
好的，那么先从我开始。我们全球化智库（CCG）对中国海归研究进行了研讨。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对该话题很感兴趣，并大力支持中国海归影响力及重要性等相关课题。本次研讨会聚焦中国海归角色，全球化智库（CCG）在这一领域有二三十年的研究历史。在此我想用英语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刚才我们用中文进行了三段长时间的演讲，但我们也想向国际观众们介绍CCG是如何开展研究的。我们与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紧密相关。出国留学现象也与时俱进，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有将近1000万的中国留学生，并且有近七八百万留学生回到了中国。CCG致力于研究这一现象，同时也是中国海归研究的奠基者。我们现已初版了三四十本相关中英文图书，其中包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20多本蓝皮书。我们今天的讨论将由此出发。我非常高兴能和CCG副主任崔大伟教授，以及多年的合著者、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一起研讨。
崔大伟：
谢谢，我想到了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想到的最特别的一件事是，正如刚才我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有一个共同开展研究的朋友，他叫邵巍，是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这是为海外留学服务的一个中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出国留学的学生，并在他们归国后帮助其寻找工作。邵巍对此很感兴趣。他现在退休了，我已经很多年没和他见面。他是北大教育领域的博士。他很喜欢研究数据。这也是他喜欢和我共事的原因。我还记得我们曾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在广州。我们参加了大会上的一个研讨，他是那次研讨会的主持人。
当时有一位来自广州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他围绕政府如何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话题发表了演讲。他提到政府做了很多方面的举措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和这位专家有些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当我问留学人员为什么回国时，我提供了一个原因清单供大家选择。如果仔细观察调查的结果，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因为单位希望他们回来，有些人是为了家人回来的，还有些人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说如果你问他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们的原因选择中政府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这是2000年左右的情况，这是我当时发表的观点。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一位女士，她举手提问。她说“我感到很困惑。这里有位中国人说明了政府角色发挥了很大作用，然后有位外国人说政府的作用占比并不大。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邵巍当时看着她然后说“跟着数据走”，所以说这是一个喜欢数据的人。
王辉耀：
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正处在21世纪，在近些年中地缘政治局势变得非常紧张。同时很重要的是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大伟你是研究海归的世界顶级专家，你如何看待留学的现象，你如何看待留学潮能否不太受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以及我们能否保持国际人才的流动？我认为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处。我们同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国际人才流动的持续性。你认为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和阻碍有哪些？同时我也注意到出国留学变得越发多样化。从前我们都去美国，但现在很多人会去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东盟国家、中亚国家、非洲国家还有印度。这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海归现象？你认为这一现象还会持续多久？
因为去往某些国家的人数正在减少，例如赴日本的留学人数。
崔大伟：
关于国际人才流动是否会持续，我认为这一流动会持续，我认为这个循环也会继续。但正如你所说国际形势正变得越发复杂，国际形势把中国海归带回来了。你知道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专家留美制定了不舒服的政策。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这些人才。你知道就像拜登总统所想的，如果他们想要使芯片产业回到美国，他们会突然说“等等，我们需要这些人才”。他们需要硕士学位的人才，他们需要可以来美国企业工作的毕业生。同时他们也制造了一些不愉快，例如种族歧视等让很多在美华人感觉不舒服的事。调查显示，在美华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不快。这是在美国。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否会回到中国，还是说他们会去到其他国家。
尽管我们知道美国人制造了一些不愉快，我们也知道并且有数据支持——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正在下降，尽管外国学生去到美国的人数正在恢复。我知道这个数字在2021-2022年间恢复了3.8%左右，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印度留学生。印度学生人数占到了19%，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下降到了8%。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至于高级人才是否会回到中国，我认为这取决于刚才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几个点。其中包括环境，环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果人们不能得到那些所承诺的好处，那他们也有可能不会回国。如果他们在单位会被人提防，他们也有可能不会回来。也许这个单位的老板有自己的人，在单位里他需要保护。如果他们回到大学，大学校长有自己的博士生。他可能想要提升，但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待遇。这些是我认为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如果更多大学校长有海外留学或者做博士博后的经历，如果他们能更多理解一个开放氛围对研究的重要性，这将有助于提升那些想归国人员的处境。
王辉耀：
我希望地缘政治不要过多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以及人员往来。作为智库我们也坚定相信，学生交流将有助于中美及其他中外关系。这就是我想说的。
罗艳：中美关系目前正面临许多挑战。近期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在未来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苗绿：
我很高兴对这一话题分享看法。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CCG在出国留学和海归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这是人才国际流动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也是CCG全球化理念的重要支柱之一，即人本全球化。我们认为人员流动和企业出海是全球化的两大支柱。我们希望可以加深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分享对其中一个支柱的看法，即出国留学和海归。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随着习主席前往旧金山并宣布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即未来5年中国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认为他为人员流动，特别是为国际教育注入了活力。我认为中国将保持对世界的贡献，并将在未来几年刺激科技、教育和青年的交往。正如我们所说，过去几年有很多人，特别是商界、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领域，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对我和CCG而言，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人文交流，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说的那样，才是地缘政治、世界和平和中美关系的真正压舱石。这本身就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中美未来将继续合作，从中国角度来说。我记得开放初期历史上，中国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来华交流。这是提升中外关系的重要方式，即加强和提升人员流动和相互理解。我认为，在未来下一代人是加强人员往来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能吸引更多学生来华学习、了解中国。崔大伟教授就是上世纪70年代来华留学的典例，并从此爱上了中国研究和跨国研究，特别是在海归领域，以更好地研究和理解中国，并且成为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沟通的桥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希望可以通过未来的这个计划了解更多人，相信他们将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并为世界和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项目。CCG也想发挥一些作用，你知道我们发起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项目。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美国人，通过CCG的工作和活动更多地了解中国。谢谢。
崔大伟：
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邀请5万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可能有一些困难。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很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想毕业并获得一份工作。我认为这对美国青少年很重要。他们想来并且想获得一份工作，了解中国、学习中文。他们想得到一个硕士学位比如工商管理硕士，在清华或北大，在这些很好的学校里他们可以拿到学位并更多了解中国。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国要创造一种氛围，告诉那些年轻人他们是被欢迎来学习和工作的，告诉他们中国对外国企业和来这的年轻人是开放的。
王辉耀：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发表的这个愿景，当时他正参加中美峰会，他说中国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对中国人民而言。你提到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多挑战，我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紧张的地缘政治形势，但是我认为正如你所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因此，如何在未来五年吸引来5万名青少年呢？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有很多全球排名前100的高校。如果给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广州等地分配一些指标，相信还有这些中美姐妹友好城市有热情提出一些倡议，欢迎外国青少年们的到来。当然大学中学不止是提供学位项目，还可以有暑期和短期项目。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有长期项目。我记得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发起了“十万强计划”，他们计划招揽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最高峰时期美国学生在华这一数字约为15000名，这是最高值的时候。现在只有七八百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所以我认为这是中方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倡议，显示了我们的热情并释放了强烈的信号，让那些中国的高校，城市和企业吸引美国青少年来华，包括企业实习机会。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信号，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知道中美之间有上百个姐妹城市，有很强的非政府组织、智库和高校联结。如果各方都行动起来欢迎美方的伙伴，我认为并不会像想象中那样困难。
崔大伟：
我也想强调，我们正在讨论美国，讨论中美关系。我们需要意识到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学生在这里，而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恢复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快。特别像是韩国学生，他们曾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他们现在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王辉耀：
我认为这是部分正确的。这其中可能存在航班问题、机票成本问题。当然我们刚刚走出了疫情，但是这个劲头是很好的。至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这个项目，并且愿意在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相信事情会逐渐有所变化。当然不仅美国学生，中国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回到这里学习。
苗绿：
我认为学生是人文交流的催化剂，也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催化剂。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知道，疫情使人文交流不像从前。政策和各方面的交流因为疫情而中断了。如何恢复人文往来，这不仅取决于贸易方面，不仅是企业需要恢复国际航班。这是不容易的。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发出了信号，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而言这是很强烈的信号；不仅是对美国发出的，也是对中国国内市场发出的，从最高层到省市和地方层面。这样各级领导都可以行动起来做事，来推动中美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人文往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这一方面。这就是我想强调的这一信号的意义。这或许是推动交往过程的一剂强心针。
未来，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出台更多政策，在这一方面出台更多的政策。正如王会长所说中国有独特的政治体制，可以安排地方政府和不同部门做些事情，出台更多次级政策来支持中美之间的学生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历史上，中日之间曾经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曾吸引了3000日本青少年来华，也有很多中国青少年赴日，以恢复中日间关系。我认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行动起来，让不同的部门行动起来。不同高校和市级单位也可以吸引一些美国青少年。CCG同样也可以吸引一些美国学生来实习。
王辉耀：
在演讲时我们看到了你提供的老照片。你毕业于北京大学，你的很多同学成为了大使、参赞甚至部长。他们中有很多顶尖专家，我知道你的同学还成为了菲律宾驻华大使。
崔大伟：
有两个人。
王辉耀：
对，有一个班能出几个大使。因此你很了解来中国交流和学习的重要性。
崔大伟：
或许我需要举行一个北大毕业同学会，邀请他们来到这里谈谈自身经历和改革开放历程。正如你们刚才所说，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来到了这里。那段时光很艰辛，当时我们还是学生。刚才我们强调了中国在四十年中发生的变化，但在我们来的时候，北大学生的第一顿饭他们会拿到一个馒头。如果他们想要帮助消化淀粉的话，他们还有一瓶水，有无糖和无面粉的玉米面包。这群人清楚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我们支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我们致力于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希望看到中国和全世界的联结，以及我们各自的国家可以与中国交往。这就是我们支持的事情。你知道这是让我觉得置身其中的事情。
我还记得他们在80年代建设新宿舍的时候，我们住在25号楼。我们住在北京大学25号楼。这是一段很艰辛的日子。但是之后他们大力建设校园，在全中国范围内也是如此。因此正如你所说，在中国如果领导人呼吁某些事情的发生，那么地方层面就会进行响应。因此希望当地方有所响应的时候，那些有机构的外国学生就可以自己做出决定。他们可以决定是否来参访，哪怕是很短期的交流也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大概是怎样的，会意识到有些海外的媒体宣传过于耸人听闻了。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正如秘书长介绍说习主席宣布邀请5万名青少年来华，我相信这会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善。我希望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在更好地与世界接触，比起过去有所改善。
罗艳：
刚才谈到了疫情对国际人文交流的影响。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在新时代海归角色有哪些新的转变？他们如何能更好发挥优势助力中国发展，并推动国际间人文交流？
王辉耀：
好的，感谢主持人。实际上，我们将现代中国海归分成了五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处在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和中国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重合。我认为海归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也许最开始当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企业家，我们需要带回国很多科技，我们需要教师回国。后来我们有很多企业家回国。截至目前中国的留学生总数将近千万。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更加脆弱的地缘政治世界，在乌克兰和加沙正发生着两场战争，中美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我们正在转向一个更多极化的世界，但没有多极世界多边制度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当前海归、留学生和学者人才的新角色，就是更多加强人文往来，通过民间外交增进相互间理解。
我认为另一个中国海归要做的事情是，昨天我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间形成循环现象。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尽管他们在中国接受教育，现在他们可能去到世界不同国家工作，在全世界循环。这个群体的人数很庞大。有2百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有很多人在中亚工作。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因此，我看到在新时代，除了在科学、商业和中国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现在还有新增的更被强调的作用，那就是在不同国家间进行人文交流，来帮助国家间关系。同时考虑到未来的一些全球性挑战，例如在一个人工智能或者数字化的世界中，他们如何能够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以帮助世界更好地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认为在第五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学生流动，从普通人的角度帮助和修复中外关系。这就是我认为新时代海归应该发挥的作用。
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发现，随着更多人掌握了国际性知识、语言和文化，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这样的人，从两个方面，包括中国自己以及外国学生来华。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回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同时我们也欢迎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华。
崔大伟：
你提到青少年们现在有了新的角色和作用。我认为CCG需要思考。你知道，中国和美国或其他国家曾有许多官方层面的会面，以及半官方形式的会议。你谈到了人文交流，因为疫情这种交流几近中断。现在地缘政治形势让它变得更难重启。尽管我了解拜登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考量，我知道中美间正有意恢复关系；但是我认为在人才问题上需要有一个对话。我认为这很重要，即两方都意识到双边关系中存在很多困难和误解。很多时候这些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工作或者留学的学生，他们是最受双边关系恶化影响的人。
我认为通过某种对话，CCG作为某种二轨组织，需要让人们能和另一方对话。我知道比如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美国如何吸引更多外国人才非常感兴趣，并且努力让外国人才来到美国并留下。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进行更多对话的机会。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认为类似的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哪怕不能推动关系发展也能稳定关系发展。
苗绿：
我想要呼应下两位教授的观点。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常说已经很难回到中美过去的“黄金时代”，像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经历的那样。但我认为我们仍需要理解并探索如何彼此共存。这是我们最终需要面临的问题。中美两国学生前往对方国家学习存在一个巨大的逆差。更多的是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而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的人数很少。人们说现在大概只有几百个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如何填补其中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发出信号，表示中国愿意邀请更多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正如崔大伟教授所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类似CCG的平台来提供更加有组织的对话机会。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或许是像我、像王教授和我同事们这样的海归人员。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智库人员，他们曾经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们曾经是从美国来中国学习的学生。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有人际间的连接。他们与中国社会存在化学反应。他们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获得了一些启发。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果在其他国家你缺少相互理解的经历，你就没有很强的自信去开展一些交流，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很紧张的世界中。我认为我们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学生在中国学习、有这个经历和自信，然后可以作为桥梁并且提供平台，进而实现二轨的交流。
崔大伟：
我认为我们进入二轨的速度非常快，老实说。双方认识到他们需要这样做非常重要。习主席邀请5万青年学生这个举措非常重要。同时中国方面也需要努力，告诉人们让我们开启一个对话吧。如果你想要讨论海外学生和交流，就让我们就此开展一个对话吧。你可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让我们坐下来。这里有两个主要的资助机构，它们都密切参与了这个进程。你需要这两方都有意愿去开展对话。你知道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你知道五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鉴于当前世界发生的冲突。
王辉耀：
我认为这仍然有希望。尽管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但这次中国迈出了第一步。当然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对话，不仅是基金会还包括大学、非政府组织、智库，甚至是高中。不同城市之间也可以有不同的安排，因尽我们的努力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罗艳：
在过去二十年中，CCG持续推动着出国留学及海归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海归新叙事。在多年的发展之后，未来是否会设立一门“海归学”？
王辉耀：
我想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本次的研讨即将结束。关于未来是否会形成一门研究学科或者是专业，这要看情况。但是CCG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国际人才，我们甚至出版了中国在国际人才领域的第一本教科书。该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并且已经在高校得到应用。因此我认为海归、留学生、国际移民都是理论持续发展的一部分。CCG一直深耕这一领域，这也是我们今天开展研讨的原因。因为我想强调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国际人才、国际流动、国际循环正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人文交流。我们刚刚从疫情中走出，这导致了中外长达三年的交往停滞。恢复这种人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恢复学生、旅游等各个方面的流动，因此我们需要恢复这方面的研究。
CCG很荣幸能够成为研究人员流动和留学的领先智库。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我们的书籍出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想总结的是，你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你提到我们是否会有持续的兴趣，这是否会成为一门研究学科。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崔大伟教授可能也同意。我们也当然会持续推进这一事业。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后出版了20多本蓝皮书。他们在过去10-20年间是有某种初版标准的。因此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中国没有其他智库在这一领域有这么多深入研究。在此我想感谢我们的研究员们，同时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这项研究。我们的国际友人和专家学者网络也是。因此我们想继续相关研究，这是CCG持续深耕的领域之一。当然现在我们的研究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移民，当然还有留学往来。这些海归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我们回顾过去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时，以及中美即将建交45年的关键节点，在这些时候我们思考海归的地位和作用。从0到现在有近1000万人出过国。在疫情前每年有50万外国留学生来华。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改变中国、塑造中国而言。崔大伟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四十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学习，现在他成为了海归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总之，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将继续做很多研究。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骄傲。
崔大伟：
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强调一个事实。是的，我们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并且需要持续研究。随着有更多留学人员归国，尽管有人选择不回来，我们也需要研究
那些已经回国的人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回国后的生活是怎样的？面临怎样的处境，正如我自己的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有哪些缺少的东西、环境是怎样的？你需要改善人们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希望可以增加我们的机会。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很多年的研究。希望可以给我机会将研究继续下去。我将继续做我能做的事情，例如帮助你们构建理论，证明我对此的研究理论。人们想要在中国持续开展研究，我们被允许继续做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苗绿：
在今天的研讨会结束时我想发表一些总结看法。我认为能找到这样一群人非常幸运。我想对这一群体表达我自己的态度。出国留学人员和海归是同一个群体。回想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改革开放对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时期。它引发了人员的巨大流动。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上的群体性移动，作为一个学者和智库人，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强调这一群体的历史性意义。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可持续的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我认为CCG的研究将成为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宝贵遗产。
罗艳：
现在我想简单总结下本次研讨。中美人才交流和合作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在后疫情时代，人文交流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一个很好方式。希望海归研究可以为未来的人文交流提供新视角。非常感谢你们的见解，谢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共同举办中国海归研究与国际人文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