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世界介绍中国还是迫切的吗？” | 十问王辉耀
南方周末 | 2024年5月6日
“十问”话题 企业全球化的国际形势、机遇与风险
回答人 王辉耀 |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
Q1 ：你曾于2019年参加芒克辩论会，辩赢了“中国不是国际自由秩序的威胁”议题。当时你考虑的一点是要登上国际舞台，“通过民间的沟通，将不同于官方宣传且积极的一面呈现给受众”。今天向世界介绍中国还是迫切的吗？为什么？
王辉耀：相较之前，今天向世界介绍中国是更加迫切了。
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其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美西方等对中国的误解误读、负面认知及情绪加剧了，从官方到民间多层次各领域交流不足导致“信任赤字”不断攀升。而且美西方老一代“知华派”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导致美西方“知华派”出现断层，一些研究中国问题或制定中国相关政策的新一代“知华派”甚至可能没有来过中国，整体对华认知和舆论氛围便容易被裹挟引导。
对此，我们迫切需要从官方到民间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如邀请更多美西方人士来华参访交流，推动来华旅游、留学、投资经商等恢复发展，让更多人从亲身体验中更新对中国的认知；尤其是一些意见领袖、政策界人士、知识精英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青年人才等，他们可以通过其影响力使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全球化智库近年来开展的CCG名家对话、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海外人士看中国系列图书等项目也是在做这些工作。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话语权、议题设置权和舆论影响力。同时，从中国自身来说，百年来我们经过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如今要形成与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提升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要改变在国际舆论场被塑造、被曲解的被动情况。这对我们加强国际传播、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仅靠官方做工作是远远不够的。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加大吸引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力度的提案》和《关于鼓励民间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工作的提案》，很有前瞻性，特别是其中有关优化对外交往管理、充分释放非官方渠道的活力和能力等内容。
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各领域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人参与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工作中。
Q2：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拓展市场、开展合作，常常也在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看待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企业外交”“文化外交”的效应？
王辉耀：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和服务能力都极大地加强了，开拓海外市场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早期，中国企业“出海”的尝试较少，大多是自发涌向海外市场，在行为上、管理上缺乏有效规范和指引，与国际规则接轨不足，很难谈得上多少“企业外交”。即便有“企业外交”，也多是企业自身的一些品牌营销，很难与“外交”这一宏大政治概念挂钩。自2000年全国人大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及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出海”企业提供了有效的指引和规范，中国企业“出海”后也开始有意识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2010年智利矿难中，三一重工积极援助，提供救援设备，并通过电视直播展现中国企业的责任心，不仅赢得了智利政府和民众的赞誉，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品质；还有中远海运投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将其发展成东地中海的重要物流港口，以及华坚集团投资东非等。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文化企业“走出去”也可观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出海”企业是中外交流重要的桥梁纽带。像中国的海尔、福耀玻璃、格兰仕等品牌，它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展示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企业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为当地民众改善生活、增强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等贡献力量，增进中外文化交流，这些“企业外交”“文化外交”的努力不仅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和影响力，为全球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深远持久的。
Q3：你在2018年出版的《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40年》一书中，将“2008年起至今”定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四阶段，区别于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入世”这三个节点。现在是2024年，我们仍处于中国企业引领全球化的第四阶段吗？能否重新谈谈当前阶段的特征？
王辉耀：在《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40年》一书中，我确实将“2008年起至今”定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四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2024年，虽然大框架仍处于第四阶段，但这一阶段的具体特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深化。一是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科技成为推动企业“出海”的核心动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持续创新，不断提升自身全球竞争力。另外，数字化转型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从生产、供应链到营销、服务，全方位地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二是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许多企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生产、研发、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全产业链充分整合的长处，推动我国企业“出海”的比较优势从规模和成本优势向服务优势、研发优势等价值链高端扩展。三是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考量因素。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生产过程中，更加积极采用环保技术和清洁能源，为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榜样，也展示了中国企业作为全球化参与者的积极态度和领导力。四是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国际品牌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许多企业通过参加国际展览、开展国际营销、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不断提升海外品牌影响力。同时，中国企业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现阶段一方面维持了我国在产能和服务上的优势，同时又表现在技术、理念和品牌影响力上的上升，并在价值链上逐渐趋于“微笑曲线”的高端（编者注：“微笑曲线”理论由施振荣提出，以“U型”曲线表示研发、制造、营销三端的附加价值高低，其中研发和营销被认为是高附加值的高端）。
Q4：“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对全球贸易的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辉耀：从贸易量上看，2023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19.47万亿元，增长2.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6.6%；规模和占比均为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2.0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不断增加的趋势仍在持续。这种增长不仅提升了中国自身的出口水平，也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从贸易结构上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贸易的平衡发展。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到了6.4%，远高于世界银行统计的同期全球贸易3.1%的平均增速。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力地促进了共建国家的对外贸易。随着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比重逐渐增加，传统低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比重逐渐下降。这表明传统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凭借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和最大出口国的双重优势，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力量。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还促进了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等措施，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更加便捷高效，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Q5：回看“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合作，这个倡议对于哪些特定产业或者类型的企业“出海”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辉耀：“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还通过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对于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等的企业具有重大意义。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其中建筑、交通、电力工程、水利建设等是重点投资项目。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虽然吸引中国投资的起点较低，但增长迅速，潜力巨大，拓展了我国基建企业的国际市场。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优化产业链布局、推动沿线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中国为此积极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与31国共推绿色发展伙伴关系，与33国共建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多个区域及国际组织搭建合作平台。2021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并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Q6：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寻求全球化的转型，在合法性、合规性上会面临什么不同的处境？
王辉耀：在当前的国际经贸体系之下，规则上其实并不存在对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之处。但在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领域，国有企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某些政策上的优惠；此外，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存在一定差异。国有企业更容易承担一些刚性的社会责任，这也使国有企业在运营决策机制上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在这些领域里，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强调国有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很容易被视为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透明度”为理由，对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要求十分严格。而在双边贸易领域上，西方国家常常以国家安全和公平对待为名，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制造一定的准入障碍。这样的情况，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也因此退出了美国资本市场。相比之下，虽然民营企业在享受国家间政策倾斜方面并不占优势，但它们在灵活性、机动性和决策速度上表现出色，相对容易满足国际贸易体系下的合规要求，更容易调整战略和适应市场变化。这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它们提供了不小的优势。就目前而言，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表现十分突出，占据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半壁江山，并且其份额仍在持续扩大，其实现全球化转型的潜力和能力是巨大的。当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际监管形势。
比如随着信息科技与各产业融合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不可避免地生成和涉及处理大量境外数据。近些年来，从华为、字节跳动到最近的新能源汽车“出海”，都遭到以境外“监管”为名的政治性打压。美西方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借口是，所谓中国企业在境外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里所生成的数据，都可能被中国政府随时任意调取。实际上，我国已经于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其中一些针对性内容如能通过立法、修法或立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被纳入国内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将十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里“大显身手”。
Q7：有些国内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失败为此支付了高额“分手费”，这是可以规避的，还是“出海”路上必然要承担的风险？
王辉耀：首先，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看，企业在决定进行海外并购之前，应该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准备工作。这包括深入了解目标公司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评估当地的并购政策规定，以及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此外，企业还应制定明确的并购战略，明确并购的目的和预期收益，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并购失败的风险，减少支付高额“分手费”的可能性。同时，企业要认识到海外并购本身是一项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活动。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以及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估值问题、交易对手的诚信问题等，都可能对并购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包括可能面临并购失败和支付高额“分手费”的风险。这些问题并非只发生在中国企业身上，2018年高通并购恩智浦未能成功、2020年波音并购巴西航空失败，均需要支付高额的赔偿费用。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并购团队的专业能力、与当地政府和监管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等方式，企业可以有效地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同时，企业还可以考虑借助外部专业机构，如智库顾问等，来获取专业的支持和建议，更好地应对并购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Q8：对比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怎么样？
王辉耀：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还需要在风险覆盖的广度、承保条件的明确性和细化度，以及赔偿标准的公正合理性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以确保投资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可以借鉴和观察国外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首先，从立法层级来看，美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以《对外援助法》为基石，德国和日本也同样通过立法来确立其制度框架。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主要依据国务院的通知和部委的方案来运作，立法层级相对较低。这可能会影响到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其稳固发展。其次，就制度完善度而言，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在风险评估、承保条件和赔偿机制等方面都有着详尽的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形成了一套较科学系统的操作流程；德国和日本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涵盖政治风险、商业风险等多方面的保障。此外，协调机制也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OPIC与其他政府部门如财政部、商务部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协调机制，确保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其他政策相协调。
相比之下，我国相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协调。
Q9：在你看来，企业战略、绩效、市场、人才、企业社会责任这五个全球化的发展要素中，中国企业整体上更擅长哪方面，相对更薄弱的又是哪个要素？
王辉耀：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全球化在战略判断、市场开发等领域表现是不错的；出海国际化人才作为关键环节之一相对短缺，是许多出海企业遭遇发展瓶颈的重要原因。不过近年来随着企业“出海”数量逐年增长，为出海企业提供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合规服务等咨询服务的平台和机构也在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企业“出海”面临的“水土不服”问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企业“出海”要更加重视在当地履行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认识到，企业“出海”本质上是逐利的，但在逐利的过程中要尊重当地的法规、文化和生活方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践行ESG理念。具体实施上，要多雇佣当地员工，加强对人的关怀；要关注所在地环境、消费者及社会发展需求，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还要与当地政府、员工、消费者及社区建立良好关系。出海企业做好本地化工作，在盈利的同时惠及当地，对于构建企业和其所代表国家的良好品牌形象是一件意义重大且长远的工作。近年来，在各方推动下，中资企业主动履行海外社会责任的意识有了明显提升，一些中资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海外社会责任实践上作出了很多探索与创新。不过，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相比，绝大多数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还不长，与国外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尚不丰富，面临履责意识及实践缺乏、国际标准过高、监管体系不健全、制度文化环境差异较大及正面宣传不足等问题和挑战。
我们需要发挥多层次多方面力量，帮助出海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Q10：还有什么和中国企业全球化相关的问题，是前述没有涉及或展开，但你觉得很重要的？
王辉耀：“中国企业全球化”是一个重大话题，许多细节上的问题都非常值得讨论，许多情况也都在快速变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用全球视野、辩证思维去分析和评估。例如，在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与国际秩序重构期，企业“走出去”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近年来美西方对华遏制加剧，包括加征关税、实施针对性制裁等，以及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速调整，许多中国企业被迫提前“出海”，提升了应对复杂情况的应变能力，也为所在国增加了就业和收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双循环’不是要闭关锁国”。这是我们把握经济全球化、把握对外开放、把握企业全球化的根本遵循。过去，许多企业安于国内大市场带来的发展红利，如今面对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及“内卷”竞争等压力不得不“走出去”，反而发现了许多新的商机。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必选题，未必会水土不服，也可能绝处逢生、风生水起。
王辉耀简介：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理事、清华大学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曾任国家经贸部（现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原联合国移民署（IOM）顾问、世界银行专家、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总经理、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代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77级本科毕业，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获得国际管理博士学位（PhD)；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多次应邀出席达沃斯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柏林外交论坛和Milken等国际著名论坛担任演讲嘉宾。
在全球化战略、企业国际化、中美关系、人才发展、智库研究等领域有丰富的研究，出版《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我向世界说中国》《海归中国》《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等中英文著作近百部，并连续多年主编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国际知名出版社Springer-Nature出版的《The Ebb and Flow of Globalization》《China and Globalization》系列英文著作，及有关中英文专业和评论文章数百篇。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24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