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新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多元特点与发展路径
学术前沿 | 2025年1月17日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外交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中美关系。主要著作有《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合著）、《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编著）、《命运与共：中国与全球化的未来》等。
摘要：
当下，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涌现，全球经济发展受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成为必然选择。新型经济全球化应以人为本，以高科技为引领，追求平等并注重生态平衡。为有效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需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为合作筑牢根基；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提升经济韧性；倡导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培育新型经济全球化人才，强化智力支撑。
引言
当前，我们正面对一个充满二元对立特征的世界。一方面，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全球经济持续增长，技术创新正在重塑生活的方方面面，跨文化交流造就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地球村”。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巴以冲突有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引起人们对更广泛的全球危机的担忧；气候变化正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从极具破坏力的野火到海平面上升等不一而足；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之处；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伦理与经济方面的两难困境，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债务危机。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是继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的又一个关于时局的重要判断。对于如何理解“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主席用了两组词予以解释，分别是“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和“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趋势的主动作为，也是我们开辟发展新路径、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关键战略抉择。通过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重建国际经济交往的信任桥梁，打破贸易壁垒的藩篱，为国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空间，也为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新的可能。新型经济全球化旨在构建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秩序，注重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的平衡，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无疑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而经济全球化是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逆经济全球化现象的兴起及其根源。当今世界格局下，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谨慎的全球化（Guarded Globalization）浪潮汹涌而至。英国脱欧这一标志性事件打破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原有平衡，使欧盟内部的经济合作架构遭受重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流动面临诸多新的限制与不确定性。美国自特朗普执政时期以来推行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对众多国家加征高额关税、频繁挑起贸易争端等，极大地扰乱了全球贸易秩序。
这些逆经济全球化举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部分国家过度强调军事安全而非经济安全。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一些国家秉持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将军事力量与地缘政治优势视为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核心要素，而忽视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所形成的共同利益网络。这种思维导向使得这些国家试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减少对外经济依赖等方式来构建所谓的“安全防线”，但实际上却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遭到极大冲击。新自由主义认为，要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解除对资本的国内和国际管制，使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广并没有为后发国家带来预期的经济成效，反而不断地在东欧和拉美制造出种种社会问题，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中心-边缘”体系中，西方国家习惯了自己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西方世界处于边缘位置。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认为，在过去30年里，不仅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了，模仿美国的那些国家贫富分化也加剧了。伴随着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抬头，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的经济全球化“三元悖论”受到广泛关注。罗德里克认为，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同时选择三个，如果要选择国家主权和民主政体，就必须容忍一个轻量级的经济全球化。“三元悖论”很巧妙地为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误导人们相信当前的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并不值得担忧。但是，这一理论更多的只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表象作了直观的分析，尚未揭示出矛盾的实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间作取舍，而是要考虑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普惠、能够有效地解决“三元悖论”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面临的多重困境。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自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潜在GDP增长率均值预计将比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3.5%下降约1／3，降至年均2.2%。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传统产业增长动力不足、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技术创新瓶颈等问题。例如，全球汽车产业，在新能源汽车转型过程中，传统燃油汽车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新兴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突破、市场培育等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支撑力量，例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虽然发展迅速，但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带来的缺口。
二是国际贸易体系面临危机。逆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贸易体系支离破碎。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与仲裁者，在贸易争端频发的当下，其协调与解决争端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同时，各国在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自由化等关键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使得全球贸易规则无法及时更新与完善，无法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此外，各国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合作，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而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在规则制定、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出现碎片化趋势。
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逆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与重构风险。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国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中间产品贸易受阻，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布局面临调整。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芯片制造环节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一旦贸易摩擦加剧，芯片供应就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全球众多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此外，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疫情的暴发，也暴露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物流中断、生产停滞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要推动什么样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强调将人类的整体利益、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全球化经济活动的核心关注点，这是对传统模式的深刻反思与积极革新。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面临的是如何让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的方向发展，从而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柔性的全球化，而这“通过一体化、共享以及多元化才能得到最佳实现”。
一是注重全球劳动力素质提升与权益保障。在新型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各国应更加重视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通过国际合作开展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升全球劳动者在新兴产业和高端技术领域的就业能力。例如，设立跨国的数字技能培训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编程、数据分析等课程，使他们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劳动标准与权益保障机制，确保劳动者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时长等方面享有合理权益。
二是构建以满足全球民生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布局与贸易模式。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应紧密围绕全球民生需求进行调整与优化。伴随医疗保健产业全球化合作的加速，各国将共同研发和生产应对全球性疾病的药物与医疗设备，降低药品价格，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农业领域，推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国际交流与推广，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地区的饥饿人口。此外，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为核心的绿色消费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应得到大力推广和发展。全球贸易模式也应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向注重产品质量、社会责任和环境友好转变，鼓励企业生产符合全球民生福祉的产品，通过绿色贸易认证、公平贸易标识等手段，引导消费者选择对人类和地球有益的商品与服务。
三是促进全球教育资源共享与文化交流互鉴。教育是实现“以人为本”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基石。各国应加强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国际教育交流平台、开展教师互访、学生交换项目等方式，促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在文化方面，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尊重文化多样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将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为全球经济合作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
高科技引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在当今时代，高科技作为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开辟崭新路径。从信息技术领域的量子计算突破到生物技术范畴的基因编辑创新，从新能源技术的高效储能发展到新材料技术的性能飞跃，这些高科技的前沿进展相互交织、协同发力，催生出全新的经济业态与商业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和价值创造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中，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以及信息在各大洲之间的流动并不新奇，但技术变革极大地降低了与距离相关的成本，使得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变得“更深入且更迅速”。
以量子计算为例，其超高速的数据处理能力使复杂的经济模型运算和大规模数据分析瞬间可成，为金融风险预测、市场趋势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决策、投资策略制定中，量子计算技术正逐渐成为核心驱动力，引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高效地流动与配置。再如，生物技术的进步在医疗保健和农业领域掀起了革命浪潮。基因编辑技术让个性化医疗成为现实，针对个体基因特征研发的精准治疗方案不仅提高了疾病治愈率，还推动了全球医疗旅游产业的兴起。在农业方面，智能农业系统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粮食产量与质量，有利于保障全球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减少因粮食短缺引发的地区经济波动与不稳定因素。新能源技术的崛起对于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意义非凡。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加速了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跨国企业纷纷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与研发，推动全球能源产业链的重构。
尤其在数字经济方面，2020年6月12日，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签署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同年6月底，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设立了数字经济特别会议，发布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宣言》，进一步探索与数字贸易相关的规则。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全球20家最大的数字经济企业组成的“国际数据联盟”（D20），以增强二十国集团在数字经济领域更好地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
追求平等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在传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贸易规则的制定权长期被发达国家所掌控，这些规则更多地倾向于保护发达国家的产业和利益。例如，在农产品贸易上，发达国家一方面对本国农业给予高额补贴，使得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另一方面设置各种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进口。这种双重标准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从跨国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虽然渴望吸引外资以带动经济发展，但往往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获取了大量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却将大部分利润转移回母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锁定在低端环节，承担着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任务，而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则被发达国家牢牢把控。在技术转移方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重重障碍。先进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进展缓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发展的不平等。
然而，不平等并非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产业布局发生巨大变化。在发达国家，资本大量流向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领域，而传统制造业则逐渐衰落。例如，美国的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如底特律，曾经是汽车工业的辉煌之地，但在全球化浪潮下，由于汽车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地区转移，当地经济遭受重创。这种产业空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事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的精英阶层收入大幅增长，而传统产业工人的薪资却陷入停滞甚至下降。这种内部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民众对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无节制的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导致了他们的困境。在欧洲，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他们反对欧盟的某些自由贸易协定和移民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损害了本国工人的利益。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政治势力对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提出质疑，认为该协定导致美国大量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内部部分民众对传统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利益分配不均的强烈不满和对现有经济秩序的质疑，也预示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首先应实现发展机会平等。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发展机会平等意味着不论国家大小、贫富，都应拥有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机会。这包括获得先进技术、参与国际投资与贸易、分享全球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机会。例如，应建立公平的国际技术转让机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取前沿技术，提升自身产业水平。在国际投资领域，要打破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限制与歧视，鼓励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投资项目，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同时，在全球市场准入方面，减少贸易壁垒，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服务，应给予其平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权利，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均衡发展。
其次应实现利益分配平等。利益分配平等是平等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全球产业链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依据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获得相应的合理报酬，而不再是发达国家独占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取少量加工费的局面。这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核算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多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价值贡献。例如，对于一些资源输出型发展中国家，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应体现公平性，避免被发达国家低价掠夺资源。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中，要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能够获得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工资待遇与福利保障，并且在企业利润分配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权益份额。通过税收调节、利润共享协议等多种手段，确保全球经济利益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2023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方案应该得到支持，世界各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协同推进国际税收方案优化和新规则落地，以避免世界范围内的数字税收争端加剧。
最后应实现规则制定平等。规则制定平等是实现平等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保障。所有国家都应有平等的话语权与参与权来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国际组织与多边贸易协定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与诉求，改变以往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的格局。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进程中，应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与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贸易规则的修订与完善中来。在新兴领域，如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上，也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与特殊情况，避免规则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新工具。通过平等的规则制定，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包容透明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生态平衡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传统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促进商品和资本大规模流动、加速技术传播与扩散的同时，也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工业化，往往过度依赖资源开发与能源消耗，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导致在全球范围内的严重生态问题频繁发生。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应该是生态平衡的全球化。
其一，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绿色发展理念应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活动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意味着无论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布局，还是进行企业生产经营决策，都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各国应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如可再生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等。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工艺，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从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模式向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生产模式转变。
其二，生态能源的全球协同保护与合理利用。地球的生态资源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都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之一是，各国应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加强在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协同治理。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各国应共同努力保护全球的森林、湿地、海洋等重要生态系统。通过建立跨国界的自然保护区、开展联合生态修复项目等方式，加强对珍稀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在资源利用方面，应遵循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原则，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发达国家应在技术和资金上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发和利用清洁能源和资源，实现全球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各国应加强在资源勘探、开发、加工等环节的合作与交流，共享资源信息和技术成果，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无序竞争。
其三，环境标准与生态治理规则的全球统一与协调。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目标，建立全球统一、协调的环境标准和生态治理规则至关重要。目前，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政策存在差异，导致全球环境标准参差不齐，这不仅容易引发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争端，也不利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因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下，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生态治理规则。这些规则应涵盖产品的绿色环保标准、企业的环境责任与义务、跨国投资的环境准入门槛、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补贴政策等多个方面。
我们如何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当前国际范围内批评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同以西方为首的“逆全球化”主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各国批评和抵制的不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平等相待和互惠互利，而是针对国际资本的垄断，是要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规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要求我们积极融入、坚定不移推动，而非制造分裂的鸿沟、升起对抗的铁幕。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在复杂多变、风险叠加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是利益共同体。反经济全球化、逆经济全球化只会将世界经济这艘大船引向险滩暗礁，让其遭受逆风、回头浪的打击，最终使全球经济大船倾覆。世界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关系正如“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
中国在当今全球格局中占据着极为独特且关键的地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合作基础以及紧密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与持续积累，中国在资本与产业能力方面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水平，部分领域已达到甚至超越了传统发达国家水平。在多极世界的大框架下，中国犹如一座桥梁，有效地连接起几大板块。凭借着自身连接发展中国家与具备发达国家相关能力的双重优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正逐步发挥引领作用。
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多边合作机制在新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依然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平台，亟待进行深入改革与完善。各成员国需积极参与WTO改革谈判，致力于解决诸如争端解决机制效率低下、规则滞后于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发展需求等突出问题。通过重新审视和调整贸易规则，确保其更加公平、透明且具有广泛适应性，能够充分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与发展阶段特点。
在区域层面，应积极推动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并不断深化合作内涵。例如，欧盟持续加强内部市场整合与政策协调，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进程，加强成员间在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在区域金融稳定、粮食安全、能源合作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区域合作组织相互补充、协同发展，为全球多边合作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与示范样本，有力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均衡的方向发展。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幅削减贸易壁垒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举措。各国应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如配额限制、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许可证制度等限制措施。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简化海关手续，提高货物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在投资领域，加强国际投资政策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各国应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投资环境，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和稳定的政策预期。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或多边投资协定，明确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防范政治风险和不合理的政策干预。
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是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各国政府应积极制定并实施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大幅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取得关键突破，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是适应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企业应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数字化改造升级。通过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供应链的数字化协同管理以及精准营销等创新应用模式，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增强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德国工业4.0战略推动制造业企业广泛应用智能制造技术，实现生产模式的智能化转型；亚马逊等电商巨头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的商品推荐和供应链优化管理，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和企业运营效益。
加强国际产业合作与协同发展是构建更加紧密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关键路径。各国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准定位，加强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分工协作与资源共享。积极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协同创新，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产业发展格局。
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环境政策与法规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各国政府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涵盖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修复、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环境政策体系，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确保企业严格遵守环境法规要求，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例如，欧盟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如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有力推动了区域内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有效促进了企业环保意识的提升和绿色发展行动的实施。
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各国应加大在绿色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投入，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绿色技术的创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进程。例如，在太阳能光伏领域，中国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支持，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生产和应用国家，推动了全球太阳能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丹麦在风力发电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先进的风力发电机组技术和海上风电开发经验为全球风电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加强国际绿色合作与交流是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必然选择。各国应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国际环境合作机制，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沟通协调与务实合作。发达国家应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和应对环境挑战的水平。例如，通过绿色气候基金（GCF）等国际机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森林保护与恢复项目等绿色发展行动；各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国际绿色技术展览、学术研讨会等平台上广泛开展交流合作，分享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和实践经验，共同推动全球绿色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
培育新型经济全球化人才。教育改革是培养适应新型经济全球化人才的基础工程。各国教育体系应紧密围绕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需求特点，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加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实践操作能力，使学生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综合素质。
加强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以适应新型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针对不同行业和职业岗位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高劳动者在数字技术应用、智能制造操作、绿色生产工艺等方面的专业技能水平。鼓励企业与职业培训机构、高校合作，建立常态化的员工培训机制，使劳动者能够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前沿技术和工艺，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职业转换需求。
积极引进国际人才是促进新型经济全球化人才交流与融合的有效手段。各国应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设立各类人才引进计划和科研项目合作平台，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企业家、创新人才等汇聚本国，带动本土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结语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数字经济成为新的主要经济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不断积聚。新型经济全球化旨在克服西方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的弊端，使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并且是主动参与。同时，世界各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都将在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受到尊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之路充满艰难险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并逐渐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机制和发展动力转型，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发展成果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力求避免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等问题。总之，新型经济全球化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挑战的关键战略与有力武器。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