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加入RCEP之后，下一个会是CPTPP吗？
观察者网 | 2020年11月16日
随着时间流逝，美国大选的变数越来越小，“后特朗普时代”越来越近。
然而，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经济复苏前途未卜，成为“特朗普主义”继续滋长的土壤。
拜登及其政府班子能否成为一股理性务实的力量？刚刚签署的RCEP协议能否为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带来新的机遇？
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CCG主任王辉耀就这些话题接受观察者网采访，对话实录如下：
CCG主任王辉耀在会上发言
记者：王主任您好，首先请您评论一下目前美国大选的情况。
王辉耀：
目前大家都看出来，拜登基本当选，但是我之前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不论特朗普上台还是拜登上台，中美的关系都会得到一定的缓和。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特朗普这段时间要争取获得他的第2任期，讲中国问题是因为选举需要，之前所有的美国竞选过程都是这样，选举时大谈中国问题，真正上台以后就比较务实。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也比较务实，但是后来他的智囊团要利用民粹情绪，所以他第一任期的一些政策就迎合了这些需要。即便如此，他还是经常说习主席是他的朋友。
一直到这次疫情，他看到情况对连任有影响，才彻底停止对中国说好话，因为他必须为疫情找到替罪羊，所以就把甩锅中国挂在嘴边。
我的判断是，如果他赢得大选，他仍然会继续搞他的phase one，phase two……（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因为他是一个商人，而且一直想赢，所以有一定缓和的可能性。
那么拜登上台，缓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首先他比较了解中国，他在2012年2月做副总统的时候，习近平曾经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美国白宫，与他进行会谈，他们之间有很多次会面。
另外，他想要力推一些多边主义外交，他要讲的一个议题是气候变化，那就必须得到中国帮助。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我说，他曾代表美国说服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这是民主党始终想要推动的一个议题，拜登在竞选时就说，上任第一天就要重回《巴黎协定》，还提出了一个金额高达20000亿美元的新能源刺激计划。
当年主要是他们想让中国加入减排，现在中国不仅自己很积极地主动参与，还提出了具体目标，2030年达到碳排峰值，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所以双方就有共同语言了。
记者：气候变化确实是拜登竞选时强调的重大议题。
王辉耀：
是的，我最近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要赶快举办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疫苗峰会，二是要建立一个G10的集团，在G7的基础上加入俄罗斯、中国、印度，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在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中，解决抗击疫情、气候变化和贸易等等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成立了G20的机制，目前全球疫情危机急需举行疫苗峰会，建立更加有效的、新的协调机制，而且生产疫苗的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G10国家，便于G10领导人沟通协调，提升效率。另外拜登十分看重气候变化合作，G10里面有六个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人口也占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G10峰会建立可以更加有效的机制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发挥世界大国的担当和引领作用。
记者：您认为拜登可能接受这样的多边框架吗？
王辉耀：
是的，拜登已经承诺要重回巴黎气候变化条约，要重回世界卫生组织，要改革WTO，他甚至可能重回TPP等多边框架。TPP，现在称为CPTPP，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在卸任前签署的，但是特朗普上台第1天就把它否掉了。RCEP签署了，美国很可能要重回CPTPP，中国领导人今年也表示对中国加入CPTPP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如果中美能够都参与加入CPTPP的谈判，也将会给全球贸易机制和未来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中国这几年的情况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一些进展，给中国加入CPTPP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
RECP远程签署现场（法新社图）
中国原来要加入TPP的话，面临几个障碍，一个是知识产权问题，这段时间我们有了不少改变，出台了《外商投资法》，现在中国企业本身也非常注重保护知识产权。所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这方面，我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个障碍是环境保护，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中国对环境保护是非常积极的，绿水青山的理念已经大为普及，可能现在比美国都积极。
第三个障碍是数据流动，原先在这个问题上，国内防范国外公司的意识比较浓，认为数据不能在国际上流动，现在中国自己的高科技公司也已经在全世界都有业务，也有数据，国外实际上已经在限制中国公司的数据了，限制数据流动其实就是两败俱伤。数据就像资本、产品、人才等经济要素一样，也是需要流动起来。中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更加主动一些。经常我们在国际各大机场一下飞机，就能看到阿里云、华为云，百度云等中国公司的广告，反而很多国家都在开始限制中国公司的数据流动，打压TikTok就是担心数据回到中国。
所以我们原来主张数据不流动，其实是自缚手脚，在这个方面中国不开放的话，会影响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发展。中国政府最近表示愿意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也有很多新的创新和突破。
记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各国都在探索怎么去处理它。
王辉耀：
是的，各国如何治理数据流动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议题。如果数据相互之间不流动，各自为政，那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接下去第四个障碍是国企改革。对于国企，中国从来没有说不改革，我们的十八大、十九大都谈到了国企改革这个话题，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一直在做。其实越南也有许多的国企，但这也没有妨碍它加入CPTPP。
最后一个障碍是工会问题。其实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后，许多国家觉得中国这种在政府主导下井井有条的治理机制还是很有效的，工会组织起来的模式并不一定不好。10年前，西方总是要求中国工会直选，现在他们也在反思，这种所谓自由工会体制和民主，效率不一定高，美国疫情期间也有很多闹事。现在中国的工会形式也在改革，比如增强工人培训工作，和政府携手保护增加工人福利等。
记者：所以原先中国加入CPTPP的障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CPTPP是一个方面，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是WTO主席因为美国的反对难产。
王辉耀：
是的，WTO框架运行到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协商一致原则，164个国家必须完全一致，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就不行，尤其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很多事情老谈不拢。那么CPTPP只有十多个国家，倡导的是“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在CPTPP里面谈成一个框架协议，就可以为WTO的改革提供借鉴， WTO原先主要关于货物贸易，CPTPP则是关注数字经济、服务业、高科技、金融、保险、医药专利，是21世纪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等。CPTPP现在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申请加入，包括英国，韩国，泰国，甚至中国的台湾。
CPTPP还可能给中美之间找到一个长久妥善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就像二次入世，加入一个小WTO，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机遇，这样就不一定要打贸易战。所以拜登上台以后，中国也有加入CPTPP的可能，这样中美之间能够找到一个理性协商的渠道。
记者：您认为拜登如果上台，会比特朗普的班子更加理性一些？
王辉耀：
我觉得拜登在奥巴马时代就经常接触中国，熟悉中国，他挑选的幕僚都是偏建制派，不像特朗普找的纳瓦罗、班农等等，都是找从来没在政府工作过的草根民粹的代表，要么就是像蓬佩奥这样西点军校出身的强硬鹰派。所以，拜登的团队会比较多元化，也会有智库、学者，我觉得会比较理性一点。更重要的是，他如果要走多边主义路线的话，中国也倡导多边主义，这样美国其实跟中国有好几个平台可以对话协商。人就怕见面，能见面交流，沟通就会好很多。
记者：多边框架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WTO和CPTPP，还有RCEP等等。
王辉耀：
是的，实际上CPTPP里面就有东盟国家，也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日本等，他们其实都不同程度欢迎中国加入，没有国家要反对中国加入，他们可能是担心特朗普政府不高兴。
我最近跟美国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交流，她原先就是美国TPP的首席谈判代表，她跟我说过很多次，当时制定TPP框架协议的时候，中国离这个标准差距比较大，所以就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但原来整个TPP设计不是要遏制、防范中国的。
今天早上出席CCG论坛的夏尊恩（Tim Stratford）曾经是美国助理贸易谈判代表，也对我说他们美国贸易委员会当年开会讨论美国要不要加入TPP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当年是文莱、新加坡、智利等几个小国觉得他们去谈FTA力量太小，干脆抱团搞个圈子去跟人家谈，后来才引来美国的兴趣，其他国家也感兴趣了。当时他们的初衷只是想制定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议，而当时他们觉得中国还没达到很多WTO的标准，所以中国暂时进不来，并不是说这个框架是专门设计用来针对中国的。
记者：所以RCEP和CPTPP两个圈子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外界曾有一些解读说，美国重返亚太，拉起一个TPP圈子，而中国拉一个RCEP圈子，双方较劲。
王辉耀：
至少美国官员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么说的。最近美国前代理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也采访了我，她发表的一些文章描绘TPP的愿景：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最大贸易国能够加入TPP，那么全球贸易将会得到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推进的可能性。李克强总理也曾经对日本记者表态，对加入CPTPP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我们也见了很多大使，他们都对此表示支持。
相比起来， RCEP仍然是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当然也是很大的进步，而CPTPP则包括了服务贸易，数据流动等等领域，标准更高。
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大使圆桌会
记者：最新的消息是RCEP已经成功签署，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王辉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减少了中国加入CPTPP的一个障碍，因为原先国内有一种声音说中国连RCEP都没有加入，加入更高标准的CPTPP就遥遥无期。现在我们完成了RCEP的谈判，就可以向更高的标准迈进。
实际上要加入CPTPP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签署的RCEP都谈判了七八年，如果CPTPP能够在拜登的任期开始之际启动谈判，在他4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国能够加入进去就很不错了。
我觉得加入RCEP的象征意义还是很大的，说明我们拿出了愿意加入多边框架的积极姿态，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记者：RCEP主要侧重于太平洋西岸，那么下一步把东岸也带进来，就是CPTPP，能这么看吗？
王辉耀：
是的，RCEP整合了很多东盟国家，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智利，美国等等，就是一个环太平洋的框架，但就像我前面讲的，跟WTO的164个国家比起来，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的，十几二十个国家，谈起来贸易改革比较容易。
除此之外，我觉得中欧投资协定应该尽快签署。我们现在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2.0版的新“三国演义”，拜登上台对我们来说还是未知数，但是他一定会争取欧盟作为同盟，欧盟也是中国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之一，如果我们不和欧盟搞好关系，对中国十分不利。
记者：但是欧盟方面在自己没有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现在主张中国打开边境，对我们控制疫情的努力来说，这似乎是比较难接受的一种要求？这是不是需要靠您刚才提到的疫苗峰会来协调？
王辉耀：
如果马上开放边境，确实对疫情防控不太好，同时我们也应该探索怎样在疫情环境下去跟外界交流。
在疫苗出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适当开放的，比如有限开放签证等等。现在某些高端人才，跨国公司高管回不来，其实也影响中国经济。我们抗击疫情做的好，请别人来亲身体验，也是给中国加分的。
如果说中国完全关起门来，不让人家进来，我觉得不太好。之前我们自己的同胞，华人、华侨、留学生都回不来。比如像我们的好多国际学校，基本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外教都回不来，家长都要退费，办不下去了。还有美商会会长说他们有1万名高管和家属回不来，连包机都没有，后来才增加了包机，逐渐又允许有中国工作签证的人回来，但现在访问签证还没开放。
我觉得应该探索一个既能确保控制疫情，又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案。要尽可能在科学允许的情况下，想办法让更多的人能够回来。
另外就是我刚才建议的疫苗峰会，现在生产这些疫苗的厂家都集中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当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G20，如今为了应对疫情危机，为什么不能召开一个G10峰会，建立一个机制呢？
我们并不一定要用对抗思维，西方拉一个G7的圈子，我们也可以提倡融合，增加中国，俄罗斯，印度加入一起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把这个多边国际治理的新方案提出来，我估计欧盟可能赞成，其他国家也都不一定反对，美国可能反对，但如果拜登上台能想得通也未可知， why not？
再加上拜登对气候变化问题也特别重视，这个G10峰会既能协调抗疫，又能协调碳排放。因为6个最大的碳排放国都在里面，人口也占到全球的50%，如果G10开一个圆桌会形成一致，对世界会有巨大影响，这反过来又能对G20、联合国和WTO的运行机制形成借鉴。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的中美欧“新三国演义”，现在RCEP中的东盟已经超过欧洲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整个全球经济环境，包括出口，确实还有下行的压力。我们之前提出双循环格局，你对此怎么看？
王辉耀：
原先一些中国企业只生产出口产品，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口了，好多企业被迫要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到国内。另外一方面，中国消费能力已经也提升，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到60%，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不断扩大，已经达到4亿人，中国的内循环自然需要提升，我们不能永远都去满足国外的出口市场，因为我们现在内需的原动力就很大。中国内生原动力提升的同时，又提升了对国际产品和服务对中国的供应能力。
改革开放40多年后，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新阶段。
我把“双循环”看成一个8字的两个大圈，而不是一个大圈和一个小圈，这两个圈都必须快速流通才能循环起来，或者可以看作自行车的双轮驱动，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否则不能行稳致远。
中国的生产力大大增强，可以支撑更高水平的国内消费和国际消费；中国的消费能力也大大增强，可以消化更高水平的国内和国际生产。中国有了大规模的国际消费能力以后，反过来也可以提升国外对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甚至提升人民币的地位，这都是不矛盾的。否则如果只有国外单向消费中国产品，中国没有国际消费的话，外国挣不到钱，也不会有能力可持续消费中国产品。所以如果要科学地去下定义的话，“双循环”实际上是大8字两个大圈的循环。
记者：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全球局势新的发展方向。
王辉耀：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在用20世纪的治理模式应对21世纪的发展现实。
比如说在20世纪跨国公司在全球兴起，规模比很多国家都大，他们在全球范围的运营收入并没有反哺到所在国或任何地区的人民，比如国际上有很多税务天堂集中了大量资本，美国最顶尖1%的人口差不多占有全国近50%的财富，当前的全球化使这批人获益，使穷者更穷，华尔街里的富者更富，形成马太效应。
这个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中国成了替罪羊。比如中国出口一个苹果手机卖1000美金，中国人可能只挣50美金，但中国出口货物的标价就算在我们的FOB里，算成了贸易顺差。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挣那么多。
全球经济发展已经全球化，而治理模式仍然是本地化，这就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挑战。没有一个世界治理机制，未来还会有矛盾。
尤其是在别人看来，中国很另类，又能控制好疫情，又是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我们现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好些，如果还天天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与众不同，别人可能就听不进去了，这就导致特朗普主义的持续产生，进一步加剧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民粹化倾向。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多边主义框架，形成一个比如G10的共同治理模式，还有包括联合国和WTO的改革，都要形成共识。当然现在要形成共识的话，比美国一家独大的时候要难，那时候只需要它说大家听。现在中国这么大，大象跑进瓷器店，不说话也不行，所以必须坐下来协商，积极主动，找出方案。
我觉得经过过去4年的折腾，唯一比较好的一点是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原来还有这么多矛盾，甚至都可能为此打起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好好来解决这些问题。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20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