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重塑世界秩序能否迎来经济全球化的回归？
Institut Montaigne | 2022年9月26日当前，全球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危机冲击了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影响深远且仍在持续发酵。而从更广泛意义上说，世界秩序面临重塑是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和国际力量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在“中心-边缘”体系下，随着资源、技术、资金及人员等的全球化流动，位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得到发展，位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减弱。美国通过打压竞争对手维持霸权地位的代价在上升，在削弱自身信用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及地缘政治带来了一系列震荡。
本文为法国智库Institut Montaigne约稿的中文版
Restar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一、后俄乌危机时代的世界秩序之变
继新冠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衰退后，俄乌危机爆发动摇了美国的霸权体系，成为二战以来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再次加深了西方对全球化终结及世界转型的判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提出“全球化的终结？”之问后，全球最大资产管理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芬克在2022年度股东信中表示，俄乌冲突将将重塑全球供应链、推高全球通胀，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全球化将宣告终结，《纽约时报》也直接以《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为题撰文。
中美关系的变化，其他地区大国及国家联盟的发展，削弱了美国霸权。土耳其、南非、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等地区大国发挥着更加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东盟、非盟、阿盟等国家联盟不断发展更是使地区国家间更加团结，具备更大筹码维护自身独立性。俄乌危机爆发后只有约40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由于世界上约三分之二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比与美国的贸易额更多，大多数国家可能认为走不结盟道路实际上是正确的，因此较之两极，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多极。在美国加强联盟同时，阿根廷、伊朗、沙特、土耳其和埃及五个国家也准备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未来，金砖国家在重构国际秩序上或将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俄乌危机爆发加速了国际格局大重组、大分化，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在美国国内问题愈演愈烈背景下，美国是否有意愿、有信心、有能力继续维持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更多质疑。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曾预判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如今，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趋势基本已是共识。随着边缘国家实力增长与中心国家相对衰落，“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或将趋于无中心化，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的多极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二、世界秩序变革与中国角色
国际秩序变革主要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等，实质上是国际制度再安排，国际权力再分配。由于大国在世界秩序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中美博弈与中国突围是此轮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的主要内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把中国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中国这样大体量的国家不可能不对世界体系产生影响。所以，问题是中国正在或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西方从二元对立思维，从百年霸权更迭的历史认知，从意识形态亲疏及民族主义等视角出发，很容易将中国视为对手。但“和合”思想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目标等，都体现出致力于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包容而和睦的大国。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用30到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近200年才走完的路，正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体量的差距。但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仍有6亿人口平均月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人民币，中国人均GDP也刚过万，距离发达国家标准尚有一倍的差距。中国在关键领域仍与美国差距较大，中国既无意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其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也有限。当然，中国综合国力在增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承担大国责任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
在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高歌猛进期，普遍性的繁荣发展掩盖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世界经济放缓时便凸显出来。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为国际社会提供理念性、制度性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普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推动建设亚投行、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CAI）、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对华政策演讲中将中国视为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美国战略东移之下，“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联盟”“五眼联盟”和“印太经济框架”提供了未来几十年美国遏制中国总体战略的大图景。随着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地区大国更具雄心，国家及国家联盟间军事博弈更加激烈，在新的多极世界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前，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分裂动荡且不断分化的世界。
一些欧洲人士可能将中国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为“西方的衰落”感到痛心，但在新世界秩序的构建中欧洲依然是重要一极，中美欧也可开拓合作空间。从经济体量来看，中美欧是三足鼎立的。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超过23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是17万亿美元，如果将英国和其他欧盟外的欧洲国家计入，欧盟的GDP可能达到20万亿美元，中国则达到了17.7万亿美元。目前，中美欧也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严重的大三角。所以，如果中美欧能建立一个高层对话协调机制（G3），着眼于协调彼此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避免出现不必要误解和冲突，那将对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和欧洲在很多领域存在共识，比如气候变化、多边主义、数字经济等。欧洲可能在军事上没有那么强大，但在经济、软实力、文化影响上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很多国际组织都分布在欧洲。如果建立一个中美欧“G3”概念和机制，欧洲可以在中美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从而保持相对独立。当前，中国与包括法国在内多个国家建立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未来中欧甚至中美欧也可考虑在非洲等地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非洲的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南南合作的新方向。
三、经济全球化重启与世界秩序重塑
曾准确预言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资深预言家彼得·希夫2022年7月初警告称，美国将面临一场比2008年“大衰退”更严重的经济危机。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月13日也公开表示，2022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2023年全球经济可能会更加困难，全球经济萧条已经到来。显然，此轮经济衰退仍未见底，全球通胀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仍在发酵，美欧经济下行信号渐强同时，中国经济复苏也将放缓。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构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为世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如今，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危机使人类走到了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世界和平、开放、联通、多样性及公平发展等遭受破坏，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曲折复杂的国际环境。或许，各方可再度着力推动新的经济秩序重构，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到来提供制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军事全球化对世界的冲击和给世界带来的不安全感。
首先，可推进WTO改革进程。世贸组织是当今世界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2022年6月12-17日召开的WTO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在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的信心。未来，各方进一步推进WTO改革，有望再度充分发挥WTO对国际多边贸易的维护和调解作用。
其次，可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顺利落实推进。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但近两年来中欧关系急转直下，中欧投资协定也陷入僵局。双方可在增进沟通中协商共同取消制裁，尽快恢复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这也是中欧企业最大的期盼。
第三，可打造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框架。未来，亚投行或可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合作，推动由国际多边开发银行推动的全球基础设施发展平台。
第四，推进经贸投资合作是关键。在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需求增加背景下，或许可通过增进中美等地区国家经贸投资合作来一定程度上对冲地区政治军事联盟带来的不安全。事实上，东盟等亚洲国家很难在经济上、安全上就此疏远中国，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一个政治军事上阵营化、分裂化的亚洲不符合亚洲国家进一步崛起的发展利益。
第五，激发地区及世界经济活力，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当前，RCEP货物贸易超90%将逐渐实现免税，未来可能向95%甚至零关税迈进，但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段时间。未来如果经济蛋糕进一步做大，大家都回到多边谈判机制里，可能会减少国家间直接发生冲突的风险，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第六，可推进全球数字经济规范协定及法规出台。美国可允许华为、TikTok、微信等企业在美运营，中国也可考虑开放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美国数字经济企业进入中国，与中国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此外，还可考虑建立由世界上最大的20家数字经济公司组成的“国际数据联盟”（D20），协助G20在数字经济领域更好推动全球治理。
总而言之，要弥合新冠疫情及俄乌危机下世界的分裂和对抗，避免更大规模地区及世界性战争爆发，使世界秩序变革在相对缓和中进行，仍要靠增进国家间经济合作与联合，通过重塑全球经济治理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对冲军事全球化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