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走遍世界
人民政协报 | 2022年11月15日
文章刊于《人民政协报》，2022年11月15日
王辉耀
北京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原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巴黎和平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杜克-昆山大学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工作日里，北京CBD的行人步履匆匆。CBD核心区的汉威大厦西区，8部电梯也依着人的忙碌程度，在写字楼的28层间上下穿梭。
与电梯忙碌却简单的运行方式不同的，是15层一间视频会议室里，一位中国人与一位美国人关于全球化的对话，平缓中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屏幕这头，中国人王辉耀问：“世界仍然是平的吗？”
屏幕那头的美国人是《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幽默地回答：“我坐在马里兰州的办公室里，我的朋友辉耀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们以两个个体的身份，坐在办公室的两端进行对话，世界还不是平的吗？世界比以前更平坦了。”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了更严峻的观点：当今世界不仅是平的，还是脆弱的。世界在变得快速、融合、深刻和开放的同时，也面临网络、资本流动、贸易、气候、劳动力流动等一系列新挑战，这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
这是2021年3月29日全球化智库“中国与世界”线上名家对话会的场景。从2008年创立全球化智库起，王辉耀的每一天，都在倾听与对话中度过。这间不大的会议室近两年更是见证了：王辉耀与60余位国际政、产、研、商、学、媒界人士就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国际抗疫合作、世界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智库合作等话题进行的深度对话。
行为的背后有着目标的考虑，而智库的目标设定和发展走向，又积淀了王辉耀此前历经政、学、商、研的视野和研判力。目前全球化智库已连续四年入列世界百强智库，同时也是唯一获得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在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政府间沟通不畅时，智库尤其社会智库是担当‘民间外交使者’的最佳独立第三方。智库可以通过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在定位自身国际化社会智库时，王辉耀特别强调：“‘做政府不便做或者难以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
芒克辩论的胜利
2019年1月，王辉耀忽然收到加拿大芒克辩论会主办方的邀请，对方言明：“想找一位能够以中国立场发出声音，并能够流利使用英语交流的人”，参加5月的公共辩论。
在北美地区，普遍信服且看重辩论这种激烈碰撞的对话形式。芒克辩论会是一个由加拿大知名企业家赞助的公共辩论会，其人员遴选不仅体现了西方精英标准，话题也发挥了西方语境中“议程设置”的作用。这从分配给王辉耀的辩题中就可见一斑：“中国是国际自由秩序的威胁吗？”
作为处于守势的反方，王辉耀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平等辩论的话题。“它事先假设了‘国际秩序’是‘自由的’这一立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要驳倒这一观点，就不能否认‘国际自由秩序’，只能从‘威胁’角度进行去污名化的辩解。”
王辉耀的搭档马凯硕，是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还是“亚洲价值观”概念的倡导者。正方辩友，一位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退役陆军中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对美国传统“对手”持坚决打压态度的鹰派人士，另一位是能说一口流利中文、服务过四任美国总统的美国学者白邦瑞。
尽管对手强势，当时的国际话语环境也并不有利，王辉耀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这次辩论会。
“因为对这个话题本身，我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中国不但对多边自由世界没有威胁，而且为促进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发展贡献了很大力量。”
10多年来，智库做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外交流、人才全球化等推动多边主义议题的研究工作。王辉耀深信：“我们对政策的研究非常深入，在这个话题上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佐证中国一直在支持多边主义，推动建立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例如，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捐赠国，是安理会中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签订并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相关协议；中国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多边金融机构的发起国，积极推动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也更因为，王辉耀知道中国社会与西方的沟通本就不多，“不管怎样，我都要去介绍中国的情况，解读中国的全球化路径。”
辩论会的规则，开始前先由3000名现场观众进行电子投票，结束后进行第二次投票，哪一方票数比例上升，哪一方获胜。
面对正方发起的频频进攻，王辉耀通过摆事实、引数据展开了三个论点，“中国是现行自由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贡献者，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说到中国积极推动加入巴黎和平论坛、气候变化协定，但美国没有加入等观点时，王辉耀听到观众席上响起了掌声。
最后一位陈词的马凯硕非常雄辩，他先从辩题出发，认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与辩题无关，继而提出，从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几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始终是中国和印度。只是在过去200年里欧洲和北美腾飞了，最后世界秩序仍会回归正常状态。他指出，世界上有75亿人口，只有12%的人生活在西方，88%的人生活在西方以外。要想评判中国的国际行为，就要看看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态度。最后，他总结道：“现在西方人批判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威胁国际秩序吗？而真正威胁自由的世界秩序的国家到底是谁？”
辩论结束后，二次投票结果显示，反方票数占比由24%上升到26%，王辉耀和马凯硕相视一笑：尽管得票率远低于正方，但改变了在场60位西方观众的选择，按照规则，赢得了胜利。
这次辩论的小胜，令王辉耀更为确定，“国外对中国信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尤其美国是一个多层次社会，他们以全社会的方式应对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全社会的方式去应对他们？”
因而回到“面对中国的海外形象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时，他的认知更为务实：“要改变西方的话语霸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对中国的指责，我们仍需面对和解决。只有自己彰显存在，提供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推动受众认知的多元化，进而建立外部对中国行为的正面认知。”
睁眼看世界
小时候的王辉耀生活在父母参与修建成昆铁路的山区，但他从不怵出门。“我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铁路子女可以享受坐火车免票的福利。”中学起，王辉耀就跑遍了全国各地。
“对出国的兴趣，又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巴金、鲁迅等这些曾在国外待过的名人影响。”从书本中，他建立了“国际视野”的朦胧认知。加之上世纪70年代，出国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回来后告诉家人：“国外都是用英语交流的。”在父母支持下，中学时的王辉耀跟着广播自学起了英语。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国家对外经贸部。
早年的启蒙和身处对外窗口的影响，使得1984年的王辉耀作出了重大人生选择——出国留学攻读MBA。此后10年，他从大陆留学生到全球最大工程管理咨询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再到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官员，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他深刻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为他之后搭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打下了基础。
在海外留学期间，王辉耀就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多地曾有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七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又大批回归，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联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自身的经历，回国后的王辉耀把研究目光对准了“海归”群体。“这些海外留学生在西方长期生活学习过，有全球性的思维模式，了解国际文化和背景，也熟悉国际市场经济，知道该如何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都有一颗报效祖国之心。这是一股新兴的强大力量，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巨大的中国优势。”
王辉耀的经略从著书立说开始。2004年起，他持续出版关于国际人才的研究著作。学术的领先，加上当时在欧美同学会的活跃表现，他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在制定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时，王辉耀被邀请作为专家参与起草工作。能为国家开放发展建言献策，令王辉耀深以为傲。
事实上，也是对人才的持续研究催生了智库。智库的第一件提案就是倡议建立国际人才组织联盟。今天再翻看王辉耀出版的研究成果，人才是其中的高频主题词。从2012年开始，智库研究撰写了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研究发布了国际人才方面的诸多成果，参与了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国际人才研究课题，并且，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建言成立国家移民局等。
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上，为政府提供客观、独立、专业、可操作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智库的最终目标。这又与国务院参事、政协委员、党派成员的建言献策有颇多相通之处，都是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
2015年，当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王辉耀掂出了“国务院参事”的分量——国务院参事的建议可以直达中央领导同志案头，“2021年，我有近20篇建议获得中央有关领导的批示，很多建言都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重视。”
全球化智库奉行的“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宗旨，又让王辉耀在政协、党派履职时，有着更为得心应手的路径——作为北京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在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北京两区建设等重大课题中，做专题调研、组织座谈、开设讲座、提交报告，参与并配合北京市政协的工作；智库参与发起的“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举办了“从首都实践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青年沙龙，邀请10国青年代表走进北京市政协机关，了解协商民主的特点与实践……
“怎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北美留学时，王辉耀就发现，西方发达国家里，智库是社会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中情局、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任何一项政策或决策，都会受到智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为专门研究国际智库的运作模式，2010年王辉耀前往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也拜访过几十家美国知名智库。“当一方政党下野后，一批前议员、前参议员需要保持对政界动态的及时关心掌握，大概智库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吧，能够与时俱进地了解政治议题及进行设置和参与，以便为下一次上台执政作准备。”
智库人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入政府，成为政策制定者，卸任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入智库，从事公共政策研究。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双向角色转换，以穿梭交叉方式为不同利益集团牟利的西方智库运行方式，因涉嫌利益输送，在国内外饱受诟病。
中国的协商民主则更为广泛，这使得中国社会智库不断生长，同时也在客观上，为王辉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全球化智库的办公走廊墙上，展示着王辉耀与一些外国政要、学者的合影。全球化智库副秘书长许海玉熟稔地介绍，“这是联合国前秘书长……这是世贸组织总干事……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
受疫情影响，这两年访华的外国政要、学者有所减少，但依然有外国人频频造访智库。王辉耀粗算了一下，仅10月中下旬，位于光华路7号的全球化智库，每周就有两位驻华大使到访。
访客临走时，会收到赠送的一份伴手礼——国际通用的电源转换器。这个用于国内220电压和一些国家110V电压的小电器本身，是对国际智库人的角色隐喻，正如王辉耀所说，“要有国际视野，要通晓国际文化，也要熟悉两边的语言，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在两种文化中很好地转换。”
王辉耀注意到中共二十大报告对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要求，他的看法是：“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不仅要在器物层面推动中国产品技术等走向世界，在制度层面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更要在理念层面加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这一认识，直接促动了智库今年的第二次环球“二轨外交”活动。
11月初至今，王辉耀与同为智库创始人的苗绿正在新加坡、巴黎开展访问与调研活动。此前六七月份，全球化智库代表团30天内跨越三大洲，以新加坡为起点，历经美国纽约、华盛顿、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韩国首尔收官，共举行7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
就在11月1日新加坡刚刚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苗绿发现他们是唯一的中方代表。活动结束时，当她听到印尼前外长对王辉耀说：“这里需要有你们的声音。”她又一次验证了走出来的必要性：在全球化遭遇波折的时期，我们来对了。
智库创立于2008年，那一年正值北京召开奥运会，同时也是中国登上全球舞台的亮相。王辉耀说，“当年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不就是全球化吗？”
不久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这让作为中国社会智库领军人的王辉耀充满了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利用各种交流会、辩论和餐会，无论是轻松对话还是唇枪舌剑，王辉耀一直在为中国参与及推动全球化发展而努力，由此他也形成了自己对于全球化的叙事框架：先宏观讲述面临的问题，再逐渐细化到中国做了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并以具体案例、数据和研究支持观点，最后提出解决方案，以构成完整的逻辑闭环。
“每天早晨，辉耀左手边的电脑是新华网，右手边电脑是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苗绿描述起这个场景时，不由提到王辉耀身上的士者情怀：“怎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王辉耀的母家先祖是清代经学家欧阳厚均，这位岳麓书院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山长，“弟子著录三千人，多以节义功名显”。
如今，有着中国情怀、世界眼光的王辉耀，行走在国际社会，所见所闻所感让他保持着一种谨慎的乐观，继而又转化为一种旺盛的精力，日复一日投入到研究、出版、活动等智库工作中。
记者手记
保持敏锐
我对于智库人的认识起初比较泛泛，而随着对王耀辉采访和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渐发现这位社会智库创始人的不简单：长期坚持走国际路线，令他如今拥有庞大的国际朋友圈，其中不乏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基辛格、潘基文、托马斯·弗里德曼、马凯硕、郑永年……还有很多各国驻华大使。
如今，一个社会组织要想生存已经颇为不易，想要做大做强，就更不容易。而像王辉耀带领的这家社会智库，既要跟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又要保持独立社会身份，还能被国际所接受……需要满足的条件越多，难度越大。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为什么你们可以？其实探究下来，道理也很简单，这和创始人本身的视野、背景以及水平有很重要的联系。
坐下来采访时，更是直观感受到坐在对面这个采访对象的坦率和敏锐，他不会刻意隐藏信息，反而能够在问题当中快速捕捉到提问者的动机和核心关切，直白且主动地进行回答。这种素养当中，有学识的成分，有时间的发酵，有视野的催化，更有对人性的敏感和接纳。
王辉耀大学时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如果按照广为人知的“文学即人学”的命题逻辑，也可以说对文学的喜爱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和洞察。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世界秩序转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关系早已不限于经贸联系。
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与人际关系极为相似。因此无论作为政策制定者还是国际传播者，除了掌握知识、了解舆论、逻辑严密、具备转换语言能力等必备素质之外，对于人性的考量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章选自《人民政协报》，2022年11月15日（人民政协报记者：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