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的美欧亚16国之行：重新认识世界，思考应对之策
CCG | 2023年9月27日王辉耀、苗绿：我们将访问重点放在了欧洲和美国，力求了解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极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的看法。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苗绿，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2023年6月到9月，全球化智库（CCG）开始了自本机构成立十五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长时间旅行，先后访问了美欧亚大陆16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亚洲的蒙古、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中国香港，欧洲的意大利、梵蒂冈、克罗地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波兰、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以及美国）至少26座城市，参加了十场大型论坛，走访了数十家政府机构、智库、知名企业和社会组织，访问了联合国总部、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等国际组织，还拜访了中国驻欧美国家的部分使领馆。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中，CCG负责人与数百位全球政界、学界、商界以及宗教界知名人士就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交流。
在解释我们选择进行这次漫长旅程的原因之前，需要提一下一年前我们开展的类似旅行。当时，我们也曾经在疫情的重重阴影之下出行，前往美欧亚多国，足不旋踵，寻求沟通与交流。尤其是在美国，我们10天里参加了30多场会面，当时紧张状况至今仍历历在目。动荡的2022年给予了这个世界太多不确定性，使我们感到仍有必要保持与外界保持更加密切和深入的接触，倾听他人，才能透视眼前这眼花缭乱的一切。
因此，作为我们访问时间最久、访问国家及人次最多、行程最密集的一次调研，我们除了在旅程前后放在蒙古和马来西亚外，将重点放在了欧洲和美国，力求了解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极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的看法。重要的是，重构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思考应对之道。
欧洲：从质疑到对华“解冻”
去年，我们出访的重点主要放在美国。相对而言，在今年夏天的访问中，我们的重点落在欧洲。传统意义上的中东欧16国，我们走了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前南斯拉夫国家，如果算上意大利、梵蒂冈、瑞士、奥地利，以及今年春季走访的爱沙尼亚和德国，我们的行程呈新月型覆盖了欧盟中东部和南部。这里作为麦金德“世界岛”理论中的“心脏地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前地缘政治调整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将此行重心落在欧洲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此行确实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的张力。
去年，我们前往两年未涉足的西欧访问时，这里被一片质疑中国的声音所笼罩。彼时的欧盟正在为乌克兰问题大伤脑筋，中国受到连累，成为了欧盟怀疑的对象。另一问题则是因疫情困扰，双边往来几近断绝，中欧双边关系陷入冰封。这也使欧洲企业界和学界深感焦虑。而在今年的访问中，尽管欧方对中国的疑虑仍存，但整体上双方已走在释疑的轨道上，“解冻”的迹象明显，对中国理性的声音在上升。“解冻”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更明确，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高领导人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对使用核武器表现出鲜明的反对态度，以及派出特使调停乌克兰问题，明确地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了应有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洲的安全焦虑。
毫无疑问的是，疫情阻隔的消失对增进双边了解和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去年11月开始，中欧双边高层开展了较为频繁的互访，恢复了此前的一些沟通机制，这使双边关系得以回暖。在我们本次访问旅程中，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事务代表博雷利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见，其中提到欧盟关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全球门户”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互补”关系。双方的沟通为中欧关系回暖带来了正面预期，显然是积极意义的。
另外，中国近期在全球安全方面作出的努力也启发了正处于安全焦虑中的欧盟。由于今年年初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和解，在瑞士举行的格施塔德对话上，我们受邀为参加这个对话的各国智库嘉宾解读中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促和立场。尽管格施塔德位于非欧盟成员国瑞士，但从某种意义而言，也代表了欧洲对其区域外和平进程兴趣在增加。
然而更重要的是，经过过去数年的波折，欧盟方面似乎正寻求从一个超越政治、经贸和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欧中关系，故而他们在宏观叙事上对中国的认识层次有所上升。我们在梵蒂冈参加全球公域文明大会期间，西方参会人士表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远来看西方需要接纳中国。这在此前似乎是西方知识界在谈及中国的一处泛泛之辞。但是，如果结合此前今年欧盟官方表态中以“去风险”替代“脱钩”，以及博雷利等人的表态来看，欧盟正在尝试重构对华认识，未来不排除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出发寻求双边关系的平衡。
但是，这一过程也可能存在反复和博弈。在我们访问欧洲期间，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联邦政府中国战略》，其中沿用了沿用欧盟此前就欧中关系提出的三重定位，即视中国为 “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据我们了解，德国政府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在内部达成基本共识，推出了首份德国全面对华关系战略文件。由此可见，欧洲能否维持稳定且有一致性的对华关系，而不是互相矛盾的“三重定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乌克兰问题带来“东升西降”
与一年前一样，乌克兰问题仍在继续给欧盟和中欧关系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与西欧不同的是，受自身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中东欧地区因乌克兰问题表现出来的安全顾虑要远高于欧洲其他地区。这也反映出了欧盟在寻找战略自主和区域独立发展中的犹豫和徘徊。这种内部的政治张力深刻地影响了欧盟权力结构，形成了“东升西降”的态势。
我们在奥地利参加了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萨尔茨堡三方对话（Trilogue Salzburg），在克罗地亚参加了杜布罗夫尼克论坛，并以合作方的身份参加了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战略论坛（BSF）。这些论坛话题重点集中在安全，也包括全球治理和文化交流等内容。由于它们都是中东欧重量级论坛，欧洲的政要和学界智库界人士均极为重视。以BSF为例，共有四国总统、九国总理和13国外长参加，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本届BSF上宣布了欧盟扩员的相关策略。中国欧洲事务代表吴红波也参加了论坛并发言。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则参加了杜布罗夫尼克论坛。跟CCG负责人在同一场会议上发言的就有两名欧盟高管、一名总理、两名外长及其他四名外交官。引人注目的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出现在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上，让相关话题更加集中于区域和平与稳定。
会议中，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受到历史影响，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和担忧无疑因俄乌冲突而大大加深了。同时，冲突也使中东欧国家外交传统中的“疑欧论”——即对西欧国家能否为自身提供安全保证的怀疑——也有所抬头，这是它们在外交上选择紧跟美国的原因所在。客观上这种“疑欧论”让中东欧形成了以波兰为首的欧洲新权力中心。美国的政治评论网站Politico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将波兰称为北约和欧盟的新“引力中心”（new center of gravity），以此对应此前的“法德轴心”（Franco-German Axis）。我们在欧洲的行程越是向东，这种安全上和外交上的新“引力中心”对传统欧盟经济引力的牵制感受就越是明显。
欧盟内部的“东升西降”使欧盟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许多不一致之处。在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上，中东欧国家的态度明显比法德等国更鲜明也更持续。但法德作为欧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考虑的更多是如何平衡安全与经济上的双重困境。
虽然秉持对俄强硬态度，但中东欧国家仍有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意愿，在维持对华关系方面的态度相对一致。我们在波兰首都华沙走访了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PISM）和东方研究中心（OSW），相关人士对CCG提出的停火设想和重建方案表现出了兴趣。而在更强调人文交流的萨尔茨堡三方对话上，与会者们从更宏大的视角来认识当前的危机，提出了关于从长远角度展开战略思考、寻求强化相关领域合作的一些政策建议。我们访问日内瓦众多联合国机构时发现，国际红十字会和世贸组织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它们担心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粮食危机。这样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的强硬态度。这是各方从2022年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推动形成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必要理性。
应该说，乌克兰战争使中东欧部分国家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安全与经济的叙事，并影响到全欧盟，一定程度上助力“去风险”概念的提出。这对于中国发展和中东国家乃至欧盟的关系是十分不利的。好消息在于，欧盟从官方到民间均有加强双边进一步交流的共同意愿。意大利智库国家事务研究院（IAI）的负责人向我们表达出了希望到中国参加CCG在10月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的想法；在意大利宗教名城阿西西，该市市长对我们表示，希望建立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联系；在杜布罗夫尼克论坛上，博雷利向我们表示“欧中之间有很大的交流空间”。从我们往返欧洲的航班上可以感受到，双边的航班数量已经很多，甚至有一些航班还没有坐满，说明中欧双边交往的“空间”亟需填补。而在外交往来上，博雷利还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访华——今年博雷利曾两度准备访华，又两度因故推迟。不过，王毅外长和博雷利最近的通话中，中方已经公开表示欢迎博雷利“今秋访华”。
美国：一个窗口时期的来临
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在对华关系上的看法还是与欧洲有所不同。
不过，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在时隔一年后再见到我们，也不再问起“中国的疫情管控什么时候放松”。但他们常常问起“如何访华”的具体细节。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航班数量仍严重不足。另一原因是一部分美方人士，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长欧伦斯向我们抱怨的那样，要会见一些中方的朋友，如已退休的政府官员，需要的审批手续太复杂。这使他们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然而，尽管对旅行成本和会面过程有所抱怨，但我们所见到的美方智库人士仍表现出了希望访华的信号。
我们在美国的行程只包括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三座城市，远少于欧洲之行，但与智库和机构的交流更加密集，先后拜访的智库、机构包括布鲁金斯、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亚洲协会（ASPI）、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所、中西对话（CW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SAIS）、昆西研究所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等。许多前来与我们交流的智库负责人——尽管有些人不久前才刚刚在北京见到我们——都表示希望访华，特别是听说CCG将在10月在京举办智库峰会后，表现出了参与的态度。
这一过程其实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在本次访美过程中，我们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美国各界在对华关系上已形成了高度共识，未来继续对华采取强硬姿态是难以改变的趋势。但是，对于学界和商界而言，一些人还保留了比较务实的态度。例如，曾经提出过“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现在正率领一个团队研究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出现极端情况。在与他会面过程时，我们还讨论了我们和他正在编撰、准备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新书。书名很有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另一位是作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智囊团的保守派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他对华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但与我们会面时却表现出访华的念头，原因是深受美国国会内部掏空“一个中国”做法的困扰。曾参加过中美建交谈判的白邦瑞，深知中美关系走向不可控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整体而言，务实的声音在华盛顿，重要原因在于，知华派人士因疫情难以访华，使其无法有效更新信息和认知。中美之间的交流沟通已滞后于美国政治决策进程，结果导致美方知华派在华盛顿日益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却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2022年底的印尼巴厘岛两国元首会晤后，本应有所稳定的双边关系因气球事件而出现波折。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以及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先后访华，但美方认为这些访问取得的实质性效果有限。随着2024年美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留给双方用于管控风险的时间越来越短。故此，如亚洲协会副总裁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对我们表示的那样，中美关系还有大约几个月的“窗口期”，双方亟待取得一些实质性的共识，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八月底的访华结果看，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窗口期”的价值。
伴随权力变化，智库在调整
把握眼下的机遇重获话语权，这是部分美方智库界人士急于访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界还在为另一件事情做准备：2024年美国大选将会带来美国权力结构的调整，而美方智库现在已为此开始布局，以便为下一任政府决策参考储备相关人脉、人才和决策知识。各个政治倾向不同的智库正在经历人事更迭。
由于中美关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性上升，智库下面的对华政策研究机构也随之调整，出现人事变动。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CSIS、CFR和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研究所均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中以曾作为特朗普时期重要智囊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为甚。它在2018年到2021年间三度更换了负责人，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由来自得州、信奉天主教的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替换了非洲裔保守派负责人凯·詹姆斯女士（Kay James），似有更加突出传统基金会保守派色彩的趋势，以为2024年之后可能出现的共和党政府做准备。但也引发了内部的大规模离职潮，人事动荡持续至今。而在同时，白邦瑞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则离开哈德逊研究所，于近期出任了传统基金会中国研究方向的负责人。
在CFR，原总裁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有在共和党政府中出任外交政策顾问的经历。他的位置现在被曾在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当中担任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所取代。从我们与弗罗曼会面的经历看，他表现出了对中国智库来访的重视，不仅带上了若干高管和高级研究员组成的团队一起会面，也表现出了访华的浓厚兴趣。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弗罗曼一手操办了美国加入TPP的谈判。他在会面中表示，美国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由重要的知华派人士何瑞恩（Ryan Hass）出任，原负责人李成已前往香港大学并创立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
重要智库方面的人士调整已经反映出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如此前多次大选预测一样，美方人士对大选胜算的态度是“五十对五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心中对可能走进白宫的候选人进行排队。在共和党方面，首屈一指的仍是特朗普，其实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有智库方面向我们表示，拜登可能会选择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作为竞选搭档。有意思的是，今年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都宣布将会在密歇根州与美国汽车企业合作投资建立新能源汽车电池工厂。
建设性地应对未来的方案：多边主义
从官方层面来看，新冠疫情已成过去时。但它给全球带来的危机——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信任上的——还远远没有过去。在一次性走访如此多国家之际，我们深深感到，各方亟需应对危机的建设性方案。从智库角度出发，我们希望有建设性的对话、沟通和交流的机制。一些智库人士也确实在相关方面开展工作，其观点和思想各有不同，但往往殊途同归。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多极世界已经形成”。应该说，这是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至于“多极”的定义，各方也倾向于中美欧三方格为一极。CCG负责人参加在印度德里的慕尼黑青年领袖2023峰会时，发现参会的青年领袖及智库代表们也均同意，印度是正在崛起的新一极。虽然我们所看到的印度仍在外观上显而易见地落后于中国，但其经济发展速度和在地缘政治中左右逢源的态势使之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大增。随着金砖国家机制合作扩员以及非洲国家联盟受邀加入二十国集团（G20),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在提升。这一态势使“多极世界”的内涵日益多元化。关键在于，如何在“多极”的情况下实现“多边”的合作？
我们在波士顿与CWD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讨论。他们对多边主义合作的认知是从全球治理层面，利用G20等平台和机制强化东西方的合作，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
相比之下，昆西研究所常务副总裁Trita Parsi则对现有全球治理框架感到不满。他认为这一框架是单极的，已变得陈旧。昆西研究所打算邀请全球主要智库的研究者们一起商议建立一个多边智库联盟，以此推动全球多边治理框架形成。
多边层面的往来似乎是智库界正在凝聚的共识，这一共识是全球性的。SAIS副院长Kent Calder向我们提出，可考虑建立“中美日多方交流机制”，以推动东亚区域的对话。而在欧洲，各方智库对于多边主义本身并无排斥。
当我们从美国经停香港前往此行最后一站马来西亚时，在沙特吉达市举办了非正式的乌克兰问题会谈，中印美欧等42国以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从某种意义而言，经历了这些年的单边主义带来的动荡之后，各方愿意坐下来交流，本身就说明了多边主义在危机中的价值和作用。
正如CWD联合主席Alan Alexandroff所说的那样，找到了合适的路径，就能有合适的相处之道，就能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也许是CCG负责人辗转16个国家和地区所得到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23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