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凝聚国际共识 推动全球治理发展
企业改革与发展 | 2023年12月1日
文章刊于《企业改革与发展》（2023年第11期）
摘要：
世界经历了从两极世界到单极世界，再到多极世界的过程，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是如何让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的方向发展。
中美欧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建立良性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非常重要。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开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西方价值理念、学术概念、制度模式等向世界传播并处于主导地位。两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技术发展上的领先优势，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西方占据优势的世界秩序。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到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格局，再到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不仅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世界政治的去中心化也既成趋势。19世纪以来，世界从“无中心”转型到“中心－边缘” 体系，西方国家习惯了自己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西方世界处于边缘位置。但随着“边缘国家”实力增长、“中心国家”相对发展速度减缓，“中心－边缘”体系正趋于无中心化，一个更加平衡包容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是如何让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平等、互利共赢、合作团结的方向发展，从而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柔性的全球化。在此进程中，东西方及南北方重要国家或国家集团需管控分歧、携手合作，而中国可以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
随着资源、技术、资金、人员的全球流动，当今时代跟以往大不相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人员往来相对较少，经济较为封闭，并不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而现在的全球化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和人员充分流动的现代化，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考验：疫情前中国每年出境游人次高达1.5 亿，现在仍尚未恢复到疫情前平均水平；在世界安全问题上，俄乌冲突爆发后，世界面临的核武器使用风险也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应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以及新局势又能带来怎样的新平衡。
“软实力”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等意见领袖都认为中美脱钩不现实，都反对打冷战。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矛盾，比如美国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着美国的霸主地位。事实上，中美仍存在很长的共同发展周期，但美国在经济方面已经感受到了挑战。
现在美国担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它始终未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早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认为经济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趋同化，所有国家都会走美国体制的老路。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是历史悠久的大陆农耕文明，我们的文化延续了5000 年不间断，且发展繁荣昌盛。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未有入侵别国的先例。中国文化是内向的、内生的，和美国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距离。
因此，在当今时代，最关键的是我们如何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进而能够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国故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向外国人解释我们的政治体制。比如，中国和西方施政方式不同，但是都是民主实践的方式。拜登在搞全球民主峰会，我国也举办了“民主：人类的共同价值”国际论坛。我国现在提及协商民主较多，最能体现民主的地方是我们选贤任能的传统，是我们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国外的民主是靠简单选票，中国选贤任能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试卷选票”，即通过考试选举。现在，我国每年有几千万高考生、几百万公务员考生，无论投票还是试卷， 都是选举人才、选贤任能的过程。对中国选贤任能民主模式的研究和宣传需要继续加强。
二、多极世界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秩序的重塑。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担忧，中国和俄罗斯发布了联合声明，商业上的合作日益增多。欧洲则将中俄完全看成是一个实体，认为中俄是一个阵营。实际上，要区别对待这件事：对于乌克兰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联合国宪章》，并持续对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表示，我们不能打核战。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不打核战的立场对于和平解决核危机意义重大。我国在派特使去欧洲时，第一站是乌克兰，同时还去了法国、德国、波兰、欧盟以及俄罗斯。
在俄乌危机之余，我们同样面临着疫情影响。新冠疫情时期是国际秩序的重组时刻，可以称为“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二战行将结束， 亟须筹备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是二战战后世界秩序重组的阶段。现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我们走到了“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的秩序亟待重组提升。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在2022 年的股东信中曾表示，俄乌冲突将重塑全球供应链， 推高全球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了30 多年的全球化时代将宣告终结。《纽约时报》也直接以《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的文化战争在打响》为标题发文。实际上，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多极世界加速发展之下，我们迎来了全球治理的重构期。德国总理朔尔茨此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称：“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正变得多极化时， 这应该推动我们走向更大程度的多边主义并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在多极化背景下，差异巨大的国际伙伴们希望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更大，与不断增强的世界影响力相符。”
19 世纪以来，世界从无中心世界转型成为中心到边缘的世界，西方习惯了自己处于所谓的中心地位。但是， 七国集团GDP 的总和在1976 年成立的时候占全世界GDP 总量的61.88%，到2000 年占据65%，至2021 年下降到44.68%。而金砖国家在2021 年全球GDP 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24.8%，中国已经占了全球GDP 的18%， 中国作为新兴一极正在推动世界形成多极局势。
多极世界如何推动全球化，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中美竞争态势大于合作态势。约瑟夫·奈在新书《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谈到，我们处在一个竞合关系当中， 这个竞合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 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度。中美在文化、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在未来的10~15 年保持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到2035 年，中美之间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看到不同的治理模式的同时，与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和平共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特别记者会8 月24 日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由此可见，现在许多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希望加入我们所属的“世界板块”。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里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的格局越来越不协调，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个和唯一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今年的慕安会中也讨论了西方的缺失。欧洲普遍有一种无助感，接受世界多极的现实越来越成为欧洲的共识。世界经历了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到一超多强格局，再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及单极世界格局行将结束时，怎样达成新的共识，如何形成新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新时代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
世界经历了一个从两极世界到单极世界，再到多极世界的过程。随着国际上对世界局势的变化的了解和认识逐渐深入，国际社会所维系的国际秩序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中美欧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上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建立良性的中美欧大三角关系非常重要。
关于西方对立中国或者西方对立全球南方的认知，并不完全恰当。对于西方世界，我们要把欧洲与美国区别对待。今年6 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去了德国、法国，这是他担任总理以后首次出访就选择的国家，说明我们对欧洲的重视。德国总理朔尔茨于2022 年11 月份专程来到了北京， 那时疫情防控还没放开，朔尔茨带领10 个企业家到北京闪电式访问10 个小时。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德国是率先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这次访问有着破冰般的意义。不久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了50 多个企业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陪同他访问了广州。由此可见，欧洲对中国非常重视。朔尔茨、马克龙等的来访带动了包括西班牙首相、荷兰副首相等西方高层的访华。
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美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美欧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我们可以聚焦怎样能够加强和欧洲之间的关系转型。美国此前一直在说要“脱钩”， 欧盟提出要“去风险”。“去风险”可以是指不负债、消除供应链的风险等多元化目标，但脱离全球贸易投资也是风险。“去风险”而非“脱钩”，相对来说是一个进步。在欧盟这边，G7 在今年5 月21 号发表的七国集团联合声明中的措辞同样变成了“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我们在许多可合作的方面需要找到一些共识，比如在气候变化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方面，中美欧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前三大碳排放国，应该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共商解决办法。另外，AI 会在未来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甚至可能会发生AI 失控问题，这些都值得共同探讨。同样，还有在巴黎和平论坛专门讨论的一些前沿观点：去年讨论的内容中包括太空治理，太空垃圾泛滥，成千上万的卫星和发射物残余都在太空悬停。这一领域实际上缺乏国际制度和国际协调，这种前沿议题均可以成为中美欧对话探讨的主题。在俄乌问题上，中国可以更多地发挥影响力来协调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年3 月，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表达了中国要更多尝试在两边之间进行规劝和调停的意思。我们不能给西方一种“中国和俄罗斯完全绑在一起” 的感觉，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是没有参与俄乌冲突的第三方，而且是重要的第三方。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北约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也介入其中，实际上是俄罗斯在跟西方开战。作为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中国有巨大的空间来进行调停。
中美欧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矛盾最多、分化最严重的大三角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可以倡议中美欧建立一个三边交流机制，这样可以使中美欧的交流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可以扩展到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欧盟在这之中有一定的协调作用。现在我们为了增进中美之间对话花了很多的精力。这的确很重要，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进行三边对话，在其中两边的关系遭遇困难时，也可以利用另外一组良好的关系展开三边对话。欧洲在中美问题上可以保持相对中立地位，当然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中立，它的价值观倾向美国，但是经济上无法脱离中国。从经贸方面来看，中欧的合作规模仍然非常大， 不管是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多边治理，中国可以利用欧洲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的地位；中国同时也可以帮欧洲在协调俄乌问题上发挥作用。中欧互相都有需求，相关方面的协商还有很大潜力，因此中欧关系非常重要。
搞好对欧洲的关系，有效避免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现在的国际阵营有以美国为首的一个大阵营，即发达国家的阵营，还有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阵营和区域多边关系。我们要避免形成两大阵营，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已经让世界偏离了通向两极世界的轨道。欧洲作为一极对避免出现两极世界是一个重要的支持，而且能够加速多极格局的形成。欧洲能够在中美关系之外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存在，哪怕其价值观一直跟美国趋同，但其在经济上与中国的关系也确实日趋紧密，所以中国应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
四、以经济全球化对冲军事全球化
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循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对参与全球化充满信心，我们自信地加入经济全球化，发起倡议筹建了亚投行，截至2023 年6 月底，有106 个国家参加，形成了非常成功的多边机制。同时，中国也发起了迎来10 周年的“一带一路” 倡议，今年10 月中旬举办了“一带一路”峰会；除此以外，中国也在推行经济全球化，加入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RCEP，也在申请加入CPTPP、DEPA 等，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的，因为中国只有加入这些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多边协定，才能促进改革开放，才能更好推动我们的发展。面对现在一些改革缺乏推动力、出现乏力等情况， 可以通过国际协定的推动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中国在东亚有东亚合作论坛，还有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合作论坛等，同时在包括东盟在内的各国都有经济项目推动。
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不断地发起多边的军事安全条约，比如北约要扩展到亚洲，将要在东京设立办事处， 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实在的威胁；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大搞军事联盟；AUKUS，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在核潜艇方面组建的联盟，为澳大利亚制造新的核潜艇；还有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不断搞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动作，包括实施芯片法案，把日本、韩国、荷兰等经济体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科技制裁等。我们现在面临着所谓的军事安全全球化在冲击经济全球化。
包括贸易、投资在内，我们进行的各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活动是全世界最大的安全系数。破坏经济活动，就相当于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安全系数。如果贸易、繁荣、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多边的框架机制、世贸协定等都不存在的话，世界将会出现大问题，回到危险的丛林时代。所以中国如何以经济全球化来对冲所谓的安全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脱钩”可以形容为打造“小院高墙”。到目前为止， 中国有1300 多家企业在美国的各种制裁清单、实体清单上，中国制裁美国的清单里却只有几家，对此中国是相对比较克制的。中欧关系相对好一点，扩大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议，就需要双方搁置相互的制裁。傅聪大使说：“我们可以同时取消制裁，你们有什么建议？”现在我们把“皮球”踢给了欧洲这边， 我们可以考虑全面开放，以海南为首的21 个自贸区都是自主开放的，经贸对我们来说是越开放越安全。我们可以吸引更多欧盟国家，如果他们跟我们关系比较好，我们就可以率先向他们履行双边投资的条款，还可以出台一些特殊政策来加强和欧洲的合作。当然中美经济上仍然联系非常紧密，所以随着一系列高层访问的进行，希望中美关系能够稳住，停止自由落体的过程。
文章选自《企业改革与发展》第11期，2023-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