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突破全球化两大陷阱
王辉耀 | 2020年5月25日全球化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自其萌芽以来，经济全球化恰似世界经济迅猛的催化剂，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被多数学者视为“全球化3.0”的时代以来，是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从1970年的2.9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65.6万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全球贸易从1970年的3056亿美元到2010年为15万亿美元，增长接近50倍。以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全方位、革命性的改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它使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成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推动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的发展，形成这些经济规则。
可以说，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世界繁荣的这套全球治理体系，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与发展的。
然而，近年来，过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到忽略的负面因素逐渐显现。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使全球化失去大量民众的支持，而全球化导致的部分国家国内工作岗位流失，也激发这些国家的蓝领群体反对。加之各国为刺激经济回暖纷纷推行多样化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化的倒退。
在这波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对经济全球化影响最大、最显著的例子包括WTO及多边贸易体制止步不前，美国退出CPTPP，英国脱离欧盟等等。从WTO到CPTPP，从美国到欧洲，经济全球化似乎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当前，二战结束已超过七十年，二战末期由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以联合国、WTO为代表的整套全球治理体系，虽然曾经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已经在长期运转之后相对滞后于全球政经背景的深刻变化，亟需更多国家的分担，并为体系的创新注入活力。
权力转移时代的两大陷阱
与全球化的时代变局相伴而生，并使之更为波澜起伏的，乃是作为崛起大国（rising power）的中国和作为主导性大国（ruling power）的美国之间悄然进行的权力转移，这种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为显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各方分析热衷于预测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的时间点。甚至，一些机构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来越符合人们对一个大国的认知和期待。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让美国部分人士感到威胁，中美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所担忧的情境。笔者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时期曾与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就此交换意见。艾利森教授在国际上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广为人知，他认为一个强国的崛起势必会造成现有霸权的惧怕和担忧，从而产生结构性的张力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正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分析，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与艾利森对中美“硬实力”（Hard Power）的聚焦相比，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基于自身理论，更侧重“软实力”（Soft Power） 面向，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抛出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他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而所谓“金德伯格陷阱”，指的是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的局面。金德伯格最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 世纪30 年代“灾难的十年”。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正是当今国际体系面临的两大关键难题。前者关乎中美关系这组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走向，牵动国际体系的“基本盘”。后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健康与否，本身就是绕不过的问题。
而与美英之间基于共享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和平权力转移相比，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恰恰面临“修昔底德”和“金德伯格”的双重挑战。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引发中美冲突的双输局面。另一方面，又需要回应既有体系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搭便车”、疏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这两个陷阱的回应又是密切关联，相互嵌套的。因而，中国应该有系统性的解套方案，同时应对全球化的宏观变局与中美关系的双边动态。
以“新型大国关系”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事实上，第二代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从而使权力转移的“宿命论”悲观色彩得以弱化。根据新理论，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和平，并非完全取决于双方“权力”（power）的消长，还应考虑后者对前者“意图”（intentions）的判断。也就是说，即使新兴大国的实力已经逼近现存大国，只要作为既有体系主导者的现存大国不认为新兴大国有意对自己取而代之、改变现有体系，那么战争不必然会发生。
针对权力转移时代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决定未来中美之间“战与和”的关键在于“制度弹性” 。作为既有体系主导者的美国能否给予中国更多空间，分享体系权力，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能否接受、共享既有体系的文化与规则，都将决定现有国际体系的“制度弹性”能否包容中美两个大国的竞合关系。
其实，中国方面对近年外界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高度重视，多次展示、强调了和平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繁荣与稳定的诚意。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的确，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如习主席所言，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是中国从容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问，给美国，也给世界的坦诚回应，对防止中美战略误判，打消世界对中国“国强必霸”的疑虑都具积极意义。
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
除了重申中国和平发展，不谋求称霸的立场之外，如何用实际行动展示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将决定中国的论述是否足以说服世界。而这，恰恰关乎中国对“金德伯格陷阱”的反击。
首先，中国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没有理由和动机颠覆这一体系。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正是中国打开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实践。40年余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从全球化的旁观者到参与者、推动者的蜕变，并逐步迈向全球化引领者的行列。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长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中国有足够的理由使美国和世界相信，我们无意逆转、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
因此，对现有这套国际多边机制的尊重和维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中国应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现阶段，WTO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要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严肃性，对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规则更加尊重。中国应该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逐步成为榜样，增加话语权，更好地保护WTO机制的运行，维护其权威。
另外，WTO现在面临发达成员国和发展中成员国之间、内部的利益关系不协调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扮演WTO内部协调者的角色，消除WTO内部的利益矛盾，推动WTO的机制改革，从而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同时，中国提出的一些新的国际倡议和机制，例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可以积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合作，既与现有体系和谐共赢，也避免造成另起炉灶的印象。
其次，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自身对多边体制和国际责任的弃守是中国展示对体系维护及作用的机遇，也能使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更得人心。
当前，由于特朗普表现出对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多边机制的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倾向，使得国际上，包括美国国内都有很大的呼声，希望国际上能有更多大国积极担起体系责任，维护国际秩序。如此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中一路成长起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中国，正在被世界寄予填补“全球领导力真空”的厚望。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更多全球领导力的挑战。也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借全球化战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破解“金德伯格陷阱”的关键在于保障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正需要杜绝全球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而中国已经着手应对。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的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而且已经建构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机制，并且正试图协调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化下一个接棒者，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这一趋势近几年非常明晰。他认为美国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机修补自由国际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机制 。在他于全球化智库（CCG）香港委员会的演讲中，朱云汉教授还提到，中国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倡议，是用以维护而非削弱全球化的，毕竟，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目前，以CPTPP、TTIP、RCEP、AIIB、G20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全球治理格局正初具雏形，恰是中国趁势而上，再次激活经济全球化的全新窗口。因此，对于以CPTPP、TTIP、RCEP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向WTO通报，不违反WTO的基本原则，应当以包容的态度，鼓励并乐见其成。同时，对于CPTPP这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协定，中国事实上应该积极参与、争取加入，寻求对美贸易战略主动。参与CPTPP与中国力促全球化推崇自由贸易的原则相一致，有利于遏制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势头，彰显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因而中国应该主动参与CPTPP，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
同时，中国还可以推动CP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CPTPP 和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而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潜力，也都成为统一的FTAAP 的实现路径。
FTAAP的推动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将CPTPP和RCEP融合成为FTAAP；二是围绕CP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形协定”。FTAAP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CP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在亚太区形成一个多层级的自贸体系。它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 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也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复兴与深化。而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
再者，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议、新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始终摆出与美国等大国，以及与全球分享、分担、共治的姿态，谨防落入新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上造成新的误解。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多提出一些可以与美国优势互补而非对抗的部分，开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能够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这也符合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
对此，我始终认为中国应该主动发起国际电商联盟和国际网络空间联盟。美国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有先发优势，拥有Google、Apple、Facebook等高科技、互联网巨头，硅谷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和创新中心。而近年来，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以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为代表的IT公司，不止在中国风生水起，甚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力，引领一些行业风潮。相信电子商务、互联网既是中国能够为世界经济做出持续贡献的领域，也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可以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并带动世界各国参与，共同致力于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的重要范畴。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强调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担当”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的概念，把这些概念的精神融入到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同时基于这些概念，发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对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参与和贡献，以及积极提出的这些对全球治理的新倡议，要以“中国分担”、“全球共治”的姿态和意识进行，区别于“中国领导”、“中美共治”等过于突出中国、中美两国作用的说法。
目前，西方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崛起颇有微词，“中国领导”的条件也并不成熟。而 “中美共治”的说法也早已有之，可能陷入G2的思维，不利于广纳各国声音。因而，事实上中国可以多提“全球共治”，以区别于过去单极、两极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架构。致力于让全球化走向更公平的，世界各国均可参与的方向，才能避免再次造成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助长全球化逆流。
对此，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我们应该强调“一带一路”是世界各国的合唱，而不是中国的独唱。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也就是基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共同体，以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具体来说，我们还可以倡导建立国际人才组织、国际智库联盟等有益于更好地挖掘中国的全球治理潜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优化的国际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大国。在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在资本流动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全球治理，但是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职业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资，转变到未来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很有必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在人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口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将极具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正在大力建设新型智库，民间智库进入蓬勃发展期。“二轨外交”成为中国增进与国际对话，促进对外交流的新领域。全球化智库（CCG）就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研究与实践，搭建中外沟通桥梁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中国智库应该积极通过对全球治理、全球化战略、以及人才全球化的研究，发挥更多政策咨询作用，通过二轨外交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而基于这一批新型智库的发展经验与成果，中国可以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这一联盟应该欢迎、广纳世界智库，邀请各国专家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等议题集思广益、百家争鸣。事实上，国际智库联盟应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智库的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任何一个国家的智库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贡献他们本国的发展经验，对全球治理的观点与建议，也让这个机制成为汇集全球智库智慧与力量，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进程中来。
总而言之，中国无意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想做、能做的是分担国际责任、修补全球治理机制的短板，优化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中国会致力于维护联合国、WTO等既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更多地展现“中国分担”。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基于自身优势和经验，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起，提出一些更公平、道义的全球化方案与机制，并邀请世界各国一起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追求“全球共治”的格局。相信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中国能够避免和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够给“金德伯格陷阱”一个圆满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