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全球人才流动的新图景与中国机遇
留学 | 2026年3月17日当前，中国吸引国际高端人才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一是内部制度壁垒尚未根本破除，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地不足；二是外部竞争加剧，新加坡、阿联酋、韩国等凭借更灵活的签证、更低的税负和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体系，持续分流亚太区高端人才；三是地缘政治紧张抬高了中国融入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门槛，部分西方国家限制与中国机构联合申请项目或共享数据，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节点的连接能力。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人才流动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在亚洲崛起的背景下，传统以欧美为中心的人才集聚格局正被打破，世界人才中心呈现从欧美向亚洲扩散的趋势。同时，随着全球人才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对顶尖人才的争夺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与产业主导权竞逐的核心焦点。在此背景下，把握人才回流与环流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是我国塑造并巩固发展新动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战略支撑。
全球人才流动的基本图景
当前，全球人才跨区域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但增速趋于平稳，结构性特征日益突出。联合国2024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国际移民总数已达3.0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72%，较十年前增长近40%。其中，工作型移民构成主体——2019年，全球工作移民达1.69亿人，占国际移民总量的62%，主要流向北美、西欧和阿拉伯国家三大区域。与此同时，国际学生流动保持扩张态势——2022年全球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人数达686万人，较2000年增长逾2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但高收入国家国际学生的占比已从2018年的79.1%降至2022年的75.8%，反映出了人才地理分布的缓慢多元化。
全球人才流动正经历从单向迁移向多元环流的深刻转型，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一是高技能化。各国政策普遍向STEM等紧缺领域倾斜，OECD国家中博士阶段的国际学生占比高达25%，远超本科阶段。欧盟2022年发放8.2万张蓝卡（欧盟主要国家为吸引非欧盟高技术人才而设立的工作许可证），其中，德国一国占77%，凸显了对高技术人才的激烈争夺。二是动机理性化。人才流动不再仅由经济差距驱动，而是综合考量发展机遇、制度环境、创新生态与生活质量。在此形势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产业升级与政策激励，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主动回归，形成了人才回流潮。三是结构多元化。国际学生和移民来源国高度集中于中等收入国家，接收国则开始向亚洲、中东等区域扩散。
面向未来，全球人才流动将加速迈向环流化、数字化与生态化。一方面，“人才回流”趋势在中国等部分国家将得到持续强化，但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人才环流”的兴起——人才不再局限于从A地到B地的线性迁移，而是形成多点栖居、动态配置的网络化流动结构，在母国、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循环往复，高效流转知识、资本与技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深度重塑职业生态，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将催生大量新岗位。各国的人才竞争焦点正从提供短期的经济激励，转向构建涵盖科研自主、家庭配套、文化融入与法治保障的全周期人才生态系统，以在全球智力资源配置新格局中赢得主动
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的影响因素
整体来看，全球人才流动新趋势是经济结构转型、国家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变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催生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刚性需求。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化，是人才流动的基础性动力。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凭借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完善的科研平台，持续吸引高端人才。但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着许多人才回流发展。同时，全球经济正从传统工业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快速崛起，直接推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型。高技能人才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变量，其集聚程度直接决定着一国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竞争力，是各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与产业博弈中抢占先机的关键筹码。
其次，国家层面的人才战略竞争日趋白热化。当前，人才早已成为关乎科技自主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度话语权乃至国家长期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将人才竞争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积极推动人才政策全面转向创新生态主导权争夺。例如：美国将人才竞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通过立法、签证优待、科研赋权与流动管制等手段，系统性争夺并锁定STEM等关键领域的全球顶尖人才；新加坡推出“顶级专才准证”，突破雇主绑定限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服务其科创枢纽建设；德国通过“机会卡”积分制，定向吸纳数字化、绿色经济领域的专才，以支撑其“工业4.0”国家战略；阿联酋通过“黄金签证”集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高端人才，推动其中东创新中心建设；等等。能否吸引并留住全球高端人才，正成为决定一国未来地位的关键。
再次，数字技术深刻重构人才流动的物理边界与协作方式。数字技术让远程办公、跨境协作成为常态，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地理限制，推动形成了“线上流动”与“线下流动”相结合的新型模式。麦肯锡报告显示，到2030年，尽管AI和自动化技术可能替代约30%的职业活动，但同时将创造1.3亿至2.3亿个新的就业机会，这凸显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就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此，数字游民签证、创业签证等新型流动许可机制已在数十国推行，反映出国际引才策略正从重身份授予转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梯度化引才。
最后，地缘政治冲突与不确定性催生人才流动。一方面，地区武装冲突、政局动荡等推动大规模人才被动流动。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报告，截至2024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已增至1.2亿。其中，高技能群体的外迁规模显著上升。例如，俄乌战争已导致超620万难民进入欧盟，而据欧洲委员会估计，其中约30%拥有高等教育背景，涵盖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医疗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对此，德国、波兰、加拿大等多国积极采取“危机响应+人才吸纳”双轨策略，为动荡地区的人才提供绿色流动通道。另一方面，全球人才竞争呈现高度地缘政治化特征，人才不再只是经济资产，更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部分国家通过政策干预、生态分化等方式改写人才流动逻辑。例如，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持续收紧对中国等国家科研人员的签证审查政策，并削减高校国际研究资助、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这些举措显著削弱了其对部分高技能群体的长期吸引力，并催生了新一轮主动型人才再配置——中国、欧盟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纷纷推出针对性引才计划，加速吸纳受美政策挤压的科学家、工程师与创业者。由此，全球人才流动不再仅是个人职业选择，更被嵌入“技术主权”“友岸创新”和科研阵营化的地缘逻辑之中，推动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加速重组。
综上，全球人才流动已进入一个由多重力量驱动、高度动态且政策敏感的新阶段。人才不再仅是劳动力要素，更是创新网络的节点、技术主权的载体和制度竞争力的晴雨表。理解这些深层机制，是各国制定有效人才战略的前提。
中国正从人才回流大国迈向全球人才环流枢纽
在全球人才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正经历从人才流出地向全球人才环流重要节点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进程以大规模的“海归潮”为先导。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24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其中743万人完成学业、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4—2025）》研究指出，超过70%的海归投身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目前，深圳、苏州、杭州等地已形成了以海归人员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转化能力。同时，中国对非华裔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也开始显现，正从吸引本国人才回归迈向吸引全球人才汇聚的新阶段。
然而，相较来说，制度环境与生态支撑仍存在明显短板。尽管政策宣示积极，但外籍人才在华工作仍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例如：工作许可与单一雇主绑定，跨机构流动需重新审批；职业资格互认机制缺失，导致大量海外持证专业人士难以执业；科研经费管理僵化，国际团队难以直接参与国家科技项目；等等。更关键的是，生活软环境尚未形成“类海外”体验，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社会融入等外籍人才最关切的问题能否解决好，直接决定着人才能否“留得住、用得好”。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吸引国际高端人才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一是内部制度壁垒尚未根本破除，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地不足；二是外部竞争加剧，新加坡、阿联酋、韩国等凭借更灵活的签证、更低的税负和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体系，持续分流亚太区高端人才；三是地缘政治紧张抬高了中国融入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门槛，部分西方国家限制与中国机构联合申请项目或共享数据，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节点的连接能力。
但挑战之中也蕴藏着独特的战略机遇。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快速迭代的应用场景，在解决“从1到N”的产业化难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对于注重技术转化、产品落地和市场验证的工程型、产业型人才而言，中国正成为极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此外，全球人才环流趋势也为中国提供了“借船出海”的可能。通过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鼓励高校开展联合培养，可间接接入全球智力网络，实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
面向未来，中国应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系统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生态。例如：加快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在全国推广外国人来华工作与居留“两证合一”，在重点区域试点“国际人才自由流动区”；加快建设高质量国际学校、双语医疗机构和国际化社区；主动参与全球人才治理，推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学历互认；善用数字技术建设国家级人才大数据平台，推广“云招聘”“虚拟实习”新模式；等等。这样一来，中国在全球人才环流的新图景中就能更好地从参与者成长为规则共建者、生态塑造者与价值引领者，真正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文章选自《留学》，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