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苗绿：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时代答卷：重构中美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CCG | 2026年5月29日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这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向何处去，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关切，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焦点。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谈。
在这次承前启后的高层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指出：“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时代三问”，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元首在此次会晤中，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这一宏大的战略擘画，不仅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双边关系提供了根本性的战略指引，也标志着中美关系正试图告别过去几年的动荡与波折，迈入一个以“机制化接触”和“务实回调”为特征的历史性新阶段。
事实上，围绕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大国冲突、如何在竞争中维持战略稳定，国际战略学界和智库界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深入思考。长期以来，我们与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保持深入交流与合作。2024年，我们推出深度合作的重要成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王辉耀对话格雷厄姆·艾利森论中国与世界》，以十年对话积淀和系统学理思考，围绕中美如何避免战略误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一智库对话不仅是对中美关系演进逻辑的学理回应，也为回答元首“三问”、落实中美关系新定位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支撑。
在长期对话积淀与持续思考的基础上，我认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绝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一项需要战略理性、制度设计和持续行动共同支撑的历史工程。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中美关系的前景关乎世界前途命运。在当前竞争、合作与分歧交织的复杂语境下，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理念共识走向生动实践，需要我们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破除冷战思维的迷思，深刻剖析新定位的四维内涵，并依托多层次的交往机制，确立引领未来的大国竞合新叙事。
一、 破除迷思：解构“修昔底德陷阱”与“极端叙事”的局限
过去数年间，西方舆论场常年被“中美必有一战”“全面脱钩”“以压促变”的冷战思维与极端叙事所笼罩。这种以“线性进步”和“霸权更迭”为底色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试图将中美关系强行塞入古希腊历史的旧模板。然而，大国博弈的演进逻辑与现实调研一再证明，唯有跨越理论迷思，方能开辟未来。
其一，“修昔底德陷阱”绝非不可逾越的客观铁律，而是可以通过战略自主加以超越的主观建构。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初衷，本是警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风险，却被部分西方政客错误地包装为“历史宿命论”。习近平主席在元首会谈中明确发问“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展现了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巨大政治魄力。大国关系的前景取决于当下的理性选择与危机管控能力，而非历史标本的简单复刻。将战略焦虑泛化为“必有一战”的必然，本质上是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的短视，是对现代外交智慧和人类和平化解分歧能力的低估。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化解便可看出，即使在核战争的悬崖边缘，高层的紧急沟通和妥协依然能够跨越危机的深渊。在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时代背景下，中美早已被科技与时代紧紧绑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其二，“相互依存”的现实韧性，正在解构“全面脱钩”的冷战叙事。 基于2026年上半年两次赴美交流与调研的切身经历，我们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出现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务实回调。无论是在美国西海岸的工商界、科技界与学术界，还是在纽约、华盛顿的政策圈与战略界，尽管“对华竞争”仍是当前美国国内的主导性政治正确，但“全面脱钩”“极限施压”等极端叙事正在显露其巨大的局限性与反噬效应。我们观察到，美国地方州政府、跨国企业以及许多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中美经贸联系、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以及在全球议题上的相互依存，远比华盛顿政客的政治口号更具韧性。人为切断中美之间的经济与人文纽带，不仅无法达成“以压促变”的战略幻想，反而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与全球利益。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务实回调”，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提供了宝贵的底层动力。
二、 探寻内核：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四维架构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绝非一句空洞的外交辞令或权宜之计，而是对新时期中美关系演变规律的科学总结与前瞻布局。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深刻阐释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四个维度，这构成了未来中美相向而行的行动指南。
第一，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夯实了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建设性稳定的底色不是冷冰冰的“战略防备”或“不接触”，而是密织的合作网络。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始终是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在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谈的前夕，两国经贸团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这一成果不仅对两国老百姓是极大的利好，也为全球市场的复苏注入了强心剂。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这种资本、技术与市场的深度交融，构成了积极稳定的坚实基础。双方必须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用实质性的经济红利对冲政治上的不确定性。
第二，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确立了大国互动的合理边界。 我们不否认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在“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下，竞争无法也不应回避，关键在于必须“有度”。我们从近期的双边互动中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趋势：中美正从“无序竞争”转向确认底线后的“机制化接触”。这要求双方摒弃以削弱、损害甚至颠覆对方为目的的恶性竞争。中美可以从奥林匹克理想中汲取灵感——在“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口号下，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框架内，通过自身的深化改革与创新来追求共同成就和自我进步。把竞争关进“机制的笼子”，确保竞争不外溢、不失控、不滑向对抗的深渊，是实现良性稳定的核心要义。
第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提升了双边关系的抗压韧性。 作为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存在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管控。常态稳定的建立，依赖于将沟通交流的渠道“机制化”“常态化”。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等核心渠道，同时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这些全方位、多层级的对话矩阵，就像是中美关系巨轮的“水密舱”与“防洪堤”。当某一领域出现摩擦时，其他领域的沟通机制能够迅速发挥减震器与缓冲垫的作用，从而实现动态平衡中的常态稳定，避免单一议题绑架整个中美关系。
第四，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红线底线。 在所有分歧与敏感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美方必须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只有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尊重、守住底线，中美关系的和平可期与持久稳定才具备根本的政治前提。
三、 走向行动：构建超越传统的大国竞合新叙事与“稳定锚”
理念植根于历史，也是行动的先导。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后，中美从官方到民间有识之士应当共同努力，以切实的行动书写大国竞合的新叙事。
首先，以“机制化接触”夯实大国博弈的“稳定锚”。 中美关系的未来，或许就隐藏在这些试图将竞争关进“机制笼子”的努力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博弈态势，在官方渠道时而承压的背景下，二轨外交（Track II Diplomacy）的价值正在空前凸显。智库学者、工商界领袖、前政要等非官方或半官方力量的交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弹性。通过二轨交流传递务实信号、探寻政策底线、澄清战略意图，正成为夯实两国关系“稳定锚”的关键力量。我们在赴美调研中深切体会到，两国智库和学界在气候治理、人工智能监管、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对话，不仅能有效对冲政客的激进言论，更在潜移默化中为官方决策提供了理性的缓冲空间和政策选项。
其次，以“人类安全”叙事超越“国家安全”的绝对化与泛化。 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之一，便是将西方的安全观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行贸易保护与科技封锁之实。为了推动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中美应聚焦“人类安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维度开展多边合作。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对国家安全议题的过度敏感往往掩盖了经济全球化、有效气候治理及粮食安全等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平衡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变得尤为重要。中美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规则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第三方市场开发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不仅能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共同利益，也能在实现竞争性共存中为人类进步作出切实贡献。
最后，共同书写大国责任的时代答卷，引领全球化新方向。 大国之大，不在于凭借实力搞“中心称霸、边缘臣服”的零和博弈，而在于能否在动荡的世界中提供公共产品，为国际秩序注入确定性。当今世界，阵营对抗没有前途，“新冷战”只会带来灾难。中美两国元首的北京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中美有智慧、有能力开辟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这种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的宏大格局，正是中国对世界给出的坚定承诺。
结 语
2026年，注定将以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标志性年份载入史册。从“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阴霾中走出来，从“全面脱钩”的非理性喧嚣中回归务实，中美两国正站在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全新起点上。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静止的口号，而是一场需要两国相向而行的持久马拉松。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面对这艘承载着两国人民福祉与人类前途命运的巨轮，只要中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确认底线的前提下深化机制化接触，用好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把“方向盘”，中美大国关系就一定能穿透历史的迷雾，跨越文明的冲突，共同驶向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不仅是大国领导人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更是历史赋予中美两国的伟大使命。
（作者：王辉耀，CCG创始人；苗绿，CCG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