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西方国家急于重写贸易规则来对抗中国
南方早报 | 2026年6月23日■ 不能因为中国企业变得高效、创新且具有全球竞争力，就指责中国存在贸易不公平行为。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
在近期举行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呼吁欧盟委员会扩充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 “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提法针对的是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
目前各方正在商讨的应对措施包括：针对化工、绿色科技等行业出台全行业关税机制以及其他限制性条款。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美国“301条款”关税政策的欧洲，如今正在考虑推出与之越来越相似的关税手段。
几十年来，美欧一直倡导建立一套依托多边规则、比较优势与全球供应链的开放贸易体系。他们也在敦促中国开放市场、下调关税、吸引外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然而，随着产业竞争加剧，各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去工业化、供应链脆弱性、技术依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政治后果。从美国加征关税、推出产业补贴，到欧洲日益重视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贸易保护主义似乎又重新抬头。
所谓“产能过剩” 之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产能过剩” 本身就是一个不当说法。中国制造业产能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依托规模效应、市场约束、基础设施、产业集聚效应，再加上数十年积累的制造业经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中国修订法律法规，对标国际标准。中国敞开大门接纳中外合资企业与外商独资企业，放宽经济管制，持续为企业和创业者释放政策红利，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简言之，中国兑现了贸易伙伴提出的各项要求。
当然，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不应被忽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韩国均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拥有高技能劳动力、先进制造企业，以及依赖汽车、机械、化工和其他高附加值产业谋生的社区。
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确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压力。但不能仅仅因为中国企业变得高效、勇于创新、拥有全球竞争力，就指责中国贸易不公平。
比亚迪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竞争优势并非来自政府扶持。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比亚迪依靠全产业链垂直整合、原生数字化生产技术、电池核心技术、严苛的工程管理、成本管控、勤奋工作以及技术创新构筑核心竞争力。最新估算显示，比亚迪约70%的零部件（包括电池）实现自主生产。
此外，企业还受益于扎根于中国——全球产业配套最完善的工业中心，能够依托密集的供应商网络、熟练工人、工程师队伍、完备物流体系与成熟制造技术获益。这种产业生态使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而非单纯依赖补贴来降低成本。
中国汽车行业也绝非受到政策庇护的“天堂”，这里是全球竞争最为残酷的市场之一。自2018年以来，该行业经历了大规模整合——据报道，中国当时有487家电动车制造商，而到去年仅剩129家，预计到2030年仍能保持盈利的可能只有10至15家。尽管中国汽车出口量增长迅速，但绝大多数汽车仍然在国内销售。
去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3400万辆，其中出口832万辆——这并不是一个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生产的产业。相比之下，德国去年生产了415万辆乘用车，其中317万辆用于出口，出口占比高达76.5%；日本去年生产841万辆乘用车，其中417万辆出口，出口量接近总产量的一半。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同样显示，2025 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中，约20%由总部不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包括特斯拉、雷诺旗下达契亚以及宝马。
如果西方跨国企业进行“面向全球市场的全球化生产”被视为正常商业行为，那么当中国企业这样做时，也不能自动被认定为违规。
与此同时，在欧洲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确实面临转型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将会继续调整其增长模式，扩大居民消费。一个规模更大、更有信心的中国消费市场，不仅能够吸收更多国内产能，还能为在华的欧洲、日本、韩国和美国生产商创造更多机遇。如此一来，市场机制会将中国经济增长转化为国内需求和进口增长。
中国还应逐步推动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响应性的汇率制度。人民币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若朝着汇率更大弹性的方向稳步推进，将有助于实现全球市场供需再平衡，提升国民购买力与生活水平，同时促进海外制造业就业。
欧洲在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其一味依靠关税壁垒，欧洲应欢迎能够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和转移工艺技术的中国投资和合作，这一点在绿色产业领域尤为关键。
欧洲不能一方面要求加快气候转型，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技术生产商排除在外。正如欧洲企业曾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向中国提供资本和产业经验一样，中国企业现在也可以支持欧洲的产业振兴。
解决方案不应是让欧洲追随美国走向单边主义道路。美国曾因在裁决对其不利后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任命，而削弱了世贸组织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欧洲不应重蹈覆辙。同样，中国也不是将所有外国关切都归结为保护主义。中国会持续深化改革，推进国内经济再平衡；而欧洲应当认清一个事实：产业竞争力强，不等于实施不公平贸易。
双方应当通过谈判化解贸易争端，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重塑多边贸易纪律。共同应对贸易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同时保留自由开放市场带来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