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进入新“窗口期”？美国智库这样研判
环球时报 | 2023年8月29日
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23年8月29日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苗绿，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作为重要的中国民间智库之一——全球化智库（CCG）近年来一直积极开展“二轨外交（非官方外交）”。今年7月，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开启北京之行时，CCG专家团也开始了为期一个半月、横贯美欧亚12个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和交流，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一站——美国。记得去年，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们用了10天的时间与美国学界、商界和智库界人士举行了30多场面对面的深入接触。对比去年，这次美国调研在大背景上有很多不同，如：没有了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中美双边航班正在恢复之中；美国国务卿、财长等官员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等商界人士年初以来纷纷访华；此外，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周期也已经拉开序幕。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智库正在对“进入新‘窗口期’的中美关系”作出新的研判。
访华意愿有增无减
我们本次先后到访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等地。在纽约的一周，我们拜访和会见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主席迈克尔·弗罗曼、亚洲协会联席主席兼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等数十位企业和智库界人士。在华盛顿以及波士顿，也安排了与亚洲协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传统基金会等智库，以及哈佛大学、中西对话机制（China-West Dialogue）等高校和机构相关人士的会面。跟去年一样，约翰·桑顿又一次从佛罗里达飞到纽约跟我们一叙。值得一提的是，CFR新任主席迈克尔·弗罗曼在见面时还带来一个重要团队，成员中有两位副主席、旗下《外交事务》杂志总编以及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的高级研究员。
交流中，不少美方学者和企业家表达了“到中国看一看”的想法。去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许多美方人士因无法访华而焦虑。相隔一年后，他们的访华意愿有增无减。向我们表示访华倾向的不仅有迈克尔·弗罗曼，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欧伟伦（William Overhalt），以及该学院资深教授约翰·霍尔德伦和丹尼尔·施拉格等人。欧伟伦是最早提出“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之一。约翰·霍尔德伦平时非常重视大国间的科技合作。丹尼尔·施拉格的观点是“碳排放问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
有些专家，如欧伦斯等人今年已到访过中国，和我们在CCG北京总部见过面。CSIS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一年时间里甚至两度到访中国。但受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如航班数量少和经费有限等因素影响，仍有许多想来中国看看的美方人士未能如愿。已经有机会来华的美方人士，则希望最大程度地完成预期，能有更多收获。如欧伦斯就向我们提出，“访华时会见中方一些退休政府官员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希望予以简化”。
有美国智库人士表示，他们希望尽快来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22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的面对面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在他们看来，这次会晤提出要建立双边关系的“护栏”，但2023年年初的“气球”事件开启了又一轮双边关系波折，让美方一些相对比较务实的智库感到双边关系的改善还缺少实质性成就。他们期待来华后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建立非官方的对话机制，帮助两国关系形成某种“护栏”。
一些美方人士还有意加入现有交流平台以展开对话。我们在波士顿跟中西对话机制举行了一天半的会议，美方人士表达出希望参加CCG于9月举行的全球化智库年会，以及10月举办的全球智库创新论坛。最有意思的是，美国保守派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不仅希望参加这些论坛，还想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有关部门的交流。据了解，白邦瑞如此积极地寻找对华接触渠道，倒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专家更加友华（1945年出生的白邦瑞曾被特朗普团队捧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也被认为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美国核心鹰派人士——编者注），而是另有原因。交流过程中，部分美方智库向CCG表示，美国国会里的一些年轻议员正在使出各种手段，试图“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内涵，而上世纪60年代末就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白邦瑞亲历过中美建交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他清楚美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发生动摇，将会对双边关系产生怎样的严重影响。为向政客说明当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白邦瑞还到尼克松图书馆调阅了尼克松向中国领导人承诺的相关政策原始文件。他急于访华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了解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决策思路。在台海问题上，相对于白邦瑞，在高盛担任过高管的约翰·桑顿的做法更倾向于朝前看。
多家智库出现大调整
对应于白邦瑞、约翰·桑顿所做的缓冲努力，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一直致力于在理论上寻找避免美中两国走向冲突的依据。自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以来，提出“崛起国”替代“守成国”可能会导致战争的艾利森备受关注。这之后，艾利森和他专门成立的团队研究大国之间如何避免战争，致力于构建避免美中双边冲突的理论框架。这次我们在哈佛大学一起跟艾利森讨论了正在合作编撰中的新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并准备成书后在中国国内出版。艾利森表示，希望将其团队的相关研究文章介绍到中国，供相关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参考。
应该说，在美国社会当中对华强硬已成为某种“政治正确”，这驱动美官方加速出台了大量阻碍中美政治经贸往来的政策。即便是近期美方高官连续访华，在其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美方在故作姿态”，表明美方在和中国保持实质性的交流。对美国政府相关的做法，美方有识之士并不认同。比如，有学者告诉我们，美方阻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参加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显而易见，美国政治决策进程严重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沟通。近年来，美方“知华派”人士在本国被边缘化，这使他们感到需要尽快重建双边“二轨外交”渠道，从经济和智库学术层面恢复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推动学界企业界访华意愿高涨。美国已逐渐进入2024年总统大选的政治周期，这导致许多当前的国际话题都被嵌入“美国大选”这一语境当中。例如，一提起俄乌冲突和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提供大笔资金，前总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就频频指责“民主党政府不顾民生”。美中关系也毫无疑问成为美国政客操弄的选举话题，甚至美国政界对美中关系的重视程度某种意义上超过对美俄关系的关注。为此，美国智库方面也在为可能的变化作准备和调整。
相比前些年，美国智库管理层近一两年来出现较大的人事变动，各方都在尽量完成新老交替，以迎接2024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任期时最倚重的智库——传统基金会2021年就开始“换帅”，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凯文·罗伯茨接替非洲裔保守派人士凯·詹姆斯担任主席，进一步增强了传统基金会浓厚的民粹色彩。有分析认为，“这显然是在赌共和党2024年胜选”。曾经服务于共和党政府的理查德·哈斯2023年卸任CFR主席一职，接替他的迈克尔·弗罗曼担任过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代表。有分析认为，迈克尔·弗罗曼接任后似乎将使CFR的自由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在此背景下，一些智库对华研究团队也发生调整，一批新老“知华派”人士开始担当重任。比如，今年夏天，主持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多年的李成前往香港大学，担任该校中国与世界治理中心创始主任。对这一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评论说，这是美对华新冷战下的“人才脱钩”。李成的位置已由曾在美国使馆担任过外交官的“知华派”何瑞恩（Ryan Hass）接任。巧合的是，何瑞恩跟迈克尔·弗罗曼一样，也在奥巴马政府中任过职，扮演过对华政策顾问的角色。再如，白邦瑞离开了近年来极端化倾向明显的哈德逊研究所，到传统基金会担任中国研究负责人，最近常以“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
“希望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与美国部分智库的人事调整同步，美方智库对华认知和行动策略也有很多新的调整和预期。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认为，当前到11月是双边关系的“窗口期”，双方领导人有可能在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APEC峰会上会晤。双方可考虑为领导人会晤营造一些缓和态势，例如在贸易领域和医疗健康领域。
温迪·卡特勒曾从事贸易谈判工作近30年，她在和我们交流时提出，希望与更多中方智库一起努力，构建贸易领域的“二轨合作”机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副院长肯特·凯尔德向我们提出建立“中美日多方交流机制”，以推动东亚区域对话。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则表示，“单极的全球治理框架已过时”。其所在的研究所打算在2024年上半年邀请包括CCG负责人在内的全球多位智库学者一起商议建立一个多边智库研讨机制，从学术的角度推动全球多边治理框架形成。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几位研究员希望能推动美方续签8月27日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一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此后大约每5年更新一次，迄今已延续了40多年，对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十分重要。此外，据CCG了解，美方也希望中方部长级官员能够访美，实现对等往来。同时，双方均有相关人士在致力于推动美方议员访华。如这些访问能成行，或许能有效对冲中美关系下行的趋势。
在中美关系之外，美国智库观察中国的视角已从关注“疫情”话题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是一些跟企业界和经济界关联比较密切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者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问题和与青年人有关的话题。他们还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进行预测性讨论。
通常来说，美国智库背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从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智库人士来看，有不少学者在认真对待这一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在为两国关系努力寻找未来的方向。正如中西对话机制的一位负责人所说，“中美两国之间无论如何要找到相处之道，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本次美国之行正值暑期，哈佛大学校园里，多了一些来自中国的游学访问团。这一幕让我们想起去年暑期访美时，各家智库尽管对华立场有所不同，但均表示应尽快让更多中国留学生赴美。如今，重现哈佛大学校园的中国游学访问团展现出另一种双边利益的交集，也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极大的韧性，仍在维系大国关系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告诉美方学者，相比在美留学生数量，现在美国在华留学生非常少，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美国学生来中国留学。对此，美国企业界和学界人士也流露出对美中民间交流恢复缓慢的担忧。经过交流，双方都认识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终能否为双边关系带来积极影响，这既取决于双边利益的平衡，也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决心和努力。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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